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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回滬知青家庭,從鈾礦工人到上海老城廂的住戶 | 房子和我們的生活?

文化

一個回滬知青家庭,從鈾礦工人到上海老城廂的住戶 | 房子和我們的生活?

蔣亦凡2018-12-25 07:41:07

當“歷史”這樣的詞擺在我們面前的時候,往往為宏大敘事所覆蓋,我們希望用更多微觀層面的采訪,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梳理。我們從個人生活中關注度最高的“房子”入手,開始這個記錄。

從上海老西門地鐵站出發,王家洲穿過中華路,沿著夢花街走去他與文廟一巷之隔的家,去與他的父母見面。高樓和大馬路瞬間消失,眼前是窄窄的弄堂和低矮的天際線。

這一帶叫“老西門”,原本是明代建成的上海縣城西門儀鳳門所在地。原來的城郭區域現在被稱作“老城廂”,被中華路和人民路環抱著,兩條路曾是當年的護城河。老城廂被視為上海城市發源地,直到晚清上海開埠后,這里也始終是與租界比鄰的華界。

王家洲中專畢業,是一名 120 救護車司機。1985 年,他出生在江西東部撫州樂安縣一座叫“古城”的小城。這其實是一座新城,名字來自旁邊一座叫“古城”的村子。

1957 年,古城附近的相山發現了鈾礦,第二年,地質工作者來到這里開挖礦井。很快,這里成為中國最大的鈾礦——721 礦,全國各地的專業人員不斷來到這里,到 90 年代初的鼎盛時期,作為礦部所在地的古城人口達到 5 萬。

王家洲的父親王樂,當時是一名從這個上海老西門文廟邊的院子走出去的知青,在 1970 年在樂安插隊之際被偶然招入 721,從此在那里工作生活了 29 年,直到 2000 年回上海定居。母親姚嵐是江西萍鄉人,6 歲隨父母遷到 721,后來在礦上參加工作,直到 2005 年退休后來上海與父子團聚。

夢花街

院子里,王樂正在一排水池邊洗菜,嗓音洪亮,笑聲朗朗。姚嵐原本在一旁與丈夫聊天,此時沖著來客點頭微笑。

他們的房子是由一落十來米寬的瓦房用木板隔成的五個單元之一,它又進一步被隔成上下兩層。樓下一間高約兩米,寬 2 米,深 5 米。最靠里的一張大床撐滿了房間的全部寬度,占據了房間近三分之一的面積。房間門口架著一部木梯子,需要手腳并用爬上閣樓。這是另一間臥室,由于斜屋頂的緣故,可以走動的面積比樓下更小,但是屋頂高處卻很高,天光從一扇老虎窗照進來。兩層都沒有衛生間,廚房搭在屋外,兩平米,剛夠一個灶臺和一個站立的身位。

老虎窗
過街樓

王樂說,因為新增的搭建和后加的邊門,一般來訪者不會注意這其實是一座三進傳統江南大宅的最后一進院落。他們住的是最后一落房,原本應該是雜物房,所以比前面的房子更低。當年他奶奶從杭州攜子女來上海與姐妹團聚,最早住到這里。當時房間的格局應該更大。但在他童年,房子就已經是現在的格局。他是六個兄弟姐妹中的老五,當時全家八口人擁擠在這兩層 17.5 個平米中。

2000 年王樂父子回滬,屋子里還住著王樂的母親和三哥父女,王樂父子向旁邊鄰居借了個 10 平米的單間住,月租 300。2005 年,王家洲母親從江西來滬,一起住在租來的單間。2008 年三哥父女搬出,王樂夫婦搬去老屋與母親同住,王家洲留在單間。這時他 23 歲,第一次擁有了自己的房間。2010 年王樂母親去世,王家洲退了單間搬去老屋與父母同住。2013 年王家洲結婚搬出,父母在老屋居住至今。

夏天開始,政府把這里的房子粉刷一新、換了屋瓦,還給裝了抽水馬桶。馬桶占去王樂家狹小的居室一個平方,離飯桌一米,沒有遮擋。在老城廂的北部,今年兩個大型地塊正在大規模動遷。我問王樂,政府來修房子是不是就意味著不動遷了?“這倒不一定,政府的決定也經常改”,王樂說。

他告訴我,別看這間房子算是“棚戶”,但也能賣 260 萬,主要是因為是學區房,對應老城廂幾所很好的學校。但房子里有 6 個戶口,除了王樂一家三口,還有王樂三哥父女,和侄女兩歲的小孩。關于賣房,侄女還沒有考慮好。

事情就這么擱著。18 年來,王樂一家看著鄰里的變化。早幾年,只要天氣好,巷子里坐著一排老人,可現在差不多都去世了。院子一圈 13 戶,彼時都是幾十年的老鄰居,現在老鄰居只剩 7 戶,且年輕人都已搬走,有的房子空著,其余 6 戶,都成了低收入的外來打工者。

“最幸運的安排”

王樂生于 1953 年,是“老三屆”的最后一屆。1968 年底,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號召,插隊落戶是他這個年紀青年的必然命運,問題只是會去哪里。

第二年,學校發來通知,要他去黑龍江軍墾農場。但誰都知道地處偏遠、天寒地凍的黑龍江是最糟的選項。正在此時,隔壁鄰居沈家姐姐從撫州發來消息,說撫州可以接收院子里所有弟弟妹妹。這位比王樂年長十歲的姐姐在 1960 年去了江西永修參加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畢業后分在撫州,1968 年剛被下放當地農村接受再教育。她所在的生產隊并沒有接收知青的指標,但她不想讓自己的弟弟和鄰家弟妹去別處受苦,特地去要了幾個名額。

熟悉的伙伴可以去同一個地方,而且是不冷不熱、據說“沒餓死過人”的江西,青年們和家里人都非常高興。1970 年 4 月,王樂和鄰居小伙伴們一起坐火車來到撫州樂安農村。

“至今我仍然覺得這是最幸運的安排”,王樂說。

第一年種水稻,每周休息不止兩天,政府每月提供 40 斤米、半斤油、半斤肉的配給和 8 塊零花錢。一年的糧油副食配給結束后,大隊從隊里的夏布廠支了兩桶本是用來給布料上漿的菜籽油給知青們吃。又過了半年,721 礦來村里招工,王樂當時對 721 的全部認識,是路上僅有的公交車是這個大單位的。結果這批上海知青全部加入。王樂說那時沒人指望過還能回上海,看到有進國企的機會,自己就決定了,也來不及和家里說。

到了礦上,這批上海知青無人下井,全部被安排在地面工作。王樂猜,這是因為撫州有人關照。從第二年開始,新進廠的男青年全部下井。新職工來自全國各地,但最多的是兩批人——來自上海的知青,和從北方工礦企業抽調的年輕工人,各有一兩千。江西人只占少數,主要來自撫州和南昌。和很多大型國企一樣,721 的方言是普通話。

沒人確切知道鈾礦會給健康帶來什么影響,只知道對身體不好,下礦的人得肝病、肺病比較多。因此,721 職工收入比一般企業更好,每月每人兩罐奶粉、幾斤雞蛋、植物油和豬肉。

也有年紀更大的熟練工人。姚嵐的父親來自江西礦山機械廠,與王樂分在同一個車間,王樂做維修,丈人做機械加工。

1981 年,王樂和電話接線員姚嵐在當時的礦部所在地蓮塘村結婚。次年 1 月,兩人搬到了 6 公里外的古城一間 16 平米的職工宿舍。那是一棟蘇聯式的三層樓房,每層四戶,中間一條走廊,南側是房間,北側是各家的廚房,每層合用一個衛生間。

1964 年造的房子,青磚的外墻一下雨就又跟新的一樣。一條公溪河從小城東側流過,河床有 200 米寬,在未來的 20 年里,王樂會見到河床上的沙洲不斷擴大,直到一眼望去仿佛海邊的沙灘。他認為這緣于 721 人口的不斷增加。在電力和液化氣供應不足的年代,人們紛紛上山砍柴,一個小山包幾個月就砍完了。在鼎盛時期的 90 年代初,核工業部 721 礦有 1.1 萬職工,古城作為職工與家屬的生活區,人口達到 5 萬。

古城的三層蘇聯式職工宿舍樓,王家洲提供

“我們王家門里,電視我第一個有,沙發我第一個有,兒子也是我第一個有!”回憶這些往事時,王樂提高了聲音說。

1985 年,王家洲出生在全撫州醫療水平最高的 721 礦古城醫院。這年,王樂去旁邊的崇仁縣供銷社花 1190 元——大約 30 個月的工資——買回一臺 14 寸日本 ORION 彩電,還給小小的居室添置了一部三人沙發。

“我們單位蠻超前的”,王樂說。雖然地處偏遠的深山,但國企的生活條件和文化氛圍,要遠比地方上優越。新鮮水果、冰鮮帶魚等外地副食礦上常年發放;90 年代末,每個小單位都有了自己的電視臺,古城的大禮堂 1996 個座,逢年過節的演出在各個礦區直播(王家洲就沒少在電視上看父親引吭高歌);外來新詞頻繁進入 721 職工的語匯(90 年代他們就說“酷”),被地方上的人稱作“礦語”。

姚嵐說,因為上海人多,每年春節過完大家從上海探親回來,你就能在古城街頭看到今年上海流行什么羽絨服、什么包。王家洲說,有一年不知是上海還是南昌的肯德基推“書包套餐”,過完年同學們紛紛背著肯德基書包來上學。他還說 90 年代的古城就和電影《青紅》一樣,從外面傳來的消息總能在小城引起思想的躁動。

721 的礦石經鐵路被送往西北提煉,為核武與核能的發展提供著關鍵的原料。它的興衰,也完全取決于國家的核工業政策。事實上,從 80、90 年代起,國家就開始對 721 實施限產。姚嵐記得,到 2000 年時,來自非洲的礦石不僅比 721 的便宜,而且品質更好。國企辦社會的體制,也讓 721 組織機構臃腫。“90% 的人都不下井”,王樂說;“園林科、房產科、生活科、電大、水電公司、廣播電臺,什么部門都有,就和一座城市一樣”,姚嵐說。到 90 年代末,礦上開始鼓勵職工外調,甚至給予接收單位每人兩萬元的補助,每名外調職工則能得到兩立方木材,用來包裝家當,礦上派車把他們送往全國各地。這些接收單位遠在江浙、華北,來自完全不相關的行業,比如,葡萄糖廠。

“那段時間幾乎每天都有人家在打包,最后調出去了三分之一的人”,姚嵐回憶,“一方面是人們都想落葉歸根,但更重要的一個因素是,不希望下一代生活在有核輻射陰影的地方。”她和王樂承認:核輻射從未在 721 造成過恐慌,但是要讓下一代面對,那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跟我來上海受苦了!”

1979 年,正值知青返城潮,姚嵐跟著王樂第一次來到上海。王樂沒打算回城,而是準備和姚嵐在江西結婚。

王樂早就跟姚嵐打過“預防針”:家里房子很小,但沒說多小,所以姚嵐一進屋還是震驚了。那時王樂父親躺在床上咳嗽,一只煤爐在屋角燒著。王樂也不適應,“每次回上海都要好幾天才能緩過來”,他說。這不僅是因為小,也是因為沒有廁所、浴室,習慣了國企現代生活的他,在上海感到了落差。

“跟我來上海受苦了!”說這話時,王樂扭頭對妻子笑。

1987 年,兩歲的王家洲被抱在懷里,第一次乘火車來到上海。此后每三年總能回上海至少兩次。路線不曾改變:在古城的江邊站上火車,走那條 60 年代為運送礦石而建的 123 公里的向樂線,到南昌向王樂當地好友拿到代買的火車票,然后從南昌坐硬座到上海。

“所以他三歲就會畫火車,畫得可好了!”王家洲在網上最喜歡用的頭像是他十歲時的一張照片。照片里,身穿短袖短褲的他面對鏡頭舔著一根冰棒,背后的鐵路橋上,一列紅色的火車疾駛而過。那是他在深圳探望正在援建大亞灣核電站的父親時的看火車經歷。

但他正式成為火車迷,要等到回上海之后。2004 年他偶然發現了幾個火車論壇,那是一個全新的世界,聚集著眾多癡迷冷知識并熱衷交流的人,這對他回滬后常常孤單的生活是一種極大的充實。從此他每年都把假期花在從事一種火車迷稱作“運轉”的活動——坐火車考察特定線路,看它的線路設計、車站設置、基建配備、沿途人文地理等有關鐵路的一切。比如 2014 年,在青藏線新關角隧道貫通之前,他專門從上海坐車最后體驗一次青海湖西側即將成為歷史的、被稱為“登天的梯”的關角展線。

關角展線,圖片由王家洲提供
關角展線,圖片由王家洲提供
2014 年正在拍攝關角展線的王家洲,由王家洲本人提供

在我們聊天的時候 ,房門敞開著,鄰居正陸續回家,不時向屋里打招呼。盡管說的都是家事,一家人全然不介意被外人聽到。似乎是狹小的居室和雜居的環境,讓他們對私密性的看法與商品房里的人們不同。早幾年,王樂家是院子里唯一有圓臺面的,鄰居要請客都會來借。如果他自己家請客,則會把圓臺面擺去鄰居家——等于是向鄰居借房間。鄰居會提前吃完飯出去散步,把自家房間讓出來。還曾有過鄰居家結婚客人太多,因此借了好幾個鄰居的房子,每家擺一桌。

這些是他 2000 年回上海后看到的。

全家落戶

1995 年,王家洲的戶口就遷回了上海。本不該這么早的。這年文廟片區傳動遷,為了防止居民突擊增加人頭博取更多補償,政府打算凍結戶口。因此,街道允許知青子女在凍結前把戶口遷回。在王樂的記憶中,除了這次,2001 年還傳過一次動遷,之后就沒再提起過。

2000 年王家洲初中即將畢業,父母覺得是時候送他回上海了,不然語言的適應會更加困難。王家洲在家一般說普通話,上海話是從父親和礦上的上海人學的,但是口音、詞匯已經和上海不同。

這年 5 月的一天,王家洲獨自提著包,正式踏上“回滬”行程。他從江邊站坐 5 小時火車到南昌,在父親朋友家拿票、吃飯,之后又繼續坐 12 小時硬座抵達上海。但事情遠沒有這么稀松平常。這一年,全家往返贛滬兩地 13 人次,為了王家洲中考擇校、入學,或僅僅是因為怕他孤單父母前來陪伴。

其中一次,王樂離開上海后去了連云港。他想看看能不能調去田灣核電站工作。那里的待遇要比 721 礦好得多,如果調得過去,那么他就可以在那里專心掙錢。他說就和少年離家時一樣,即便那時他也沒有想過此生一定要回滬。但在得知田灣沒有機會后,他回到古城就遞交了辭呈。

2000 年底,王樂在離家 31 年后,回到上海定居。

“爸爸那段時間還是蠻難的”,王家洲指父親回上海的頭六年。那段時間王樂陸續做了五六份廚師的工作,有時是飯店,有時是食堂,最短半年,最長也就一年多,還在家待了幾個月。

而姚嵐在這個時期,每年大量加班攢出三個月假期來上海,用她的話說,是“做三個月鐘點工”——服侍高齡的婆婆,照顧兒子、丈夫,還有尚未出嫁的侄女的起居。

和幾乎所有回滬老知青一樣,他們曾面對戶口遷移的問題。因為落戶政策不明確,有主觀把握的空間,王樂在 2004 到 2005 年間的一整年,在每個周四的“所長接待日”去派出所做溝通。他的戶口最終在 2005 年解決。而姚嵐的還要等到 2010 年,她來滬的五年之后。

有一種說法是,當年上海的百萬知青中,有三成沒在 1978 年后的回城潮中回滬。至于這其中有多少人和他們的配偶、子女最終回到了上海,難以找到相關統計。但光是從 721 礦退休回到上海的老知青就有一千多人,還不算他們的子女和配偶。老知青的落戶問題,造成了大量與原生家庭的糾紛。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房子——已經成為戶主的兄弟姐妹不愿意他們落戶,怕來瓜分房產。為了順利落戶,老知青立下放棄房產字據的也不在少數。但在動遷和房產轉讓時,矛盾常常又爆發出來。

在王樂夫婦的印象中,在回滬江西老知青中,最典型的是孩子落戶上海,而父母仍在江西,領取江西的退休金,盡管人在上海。也有人因為無房可住,在上海打了幾年工又回了江西。全家落戶上海的,非常罕見。王樂認為,他家能把戶口落在老屋,與當時母親仍然健在有很大關系,盡管三哥也是個講兄弟情誼的人。

為了兒子提前 14 年退休,及時辦出上海戶口并開始交金,讓王樂有資格領取上海每月 4800 元的退休金,是如果不提前退休能在江西拿到的退休金的兩倍。在一千多名回到上海的 721 礦退休知青中,絕大多數領江西退休金。由于出現過冒領事件,從某一年起,他們每年須向江西寄送指紋。

“都拆掉,就不是上海老城廂了”

屋子小也有一個好處——暖和。但姚嵐說,最近政府給屋頂換瓦后,原本氣密的閣樓就變得四面透風,空調打不暖。我順著問她是否期待動遷。她說:“怎么不期待?他奶奶晚年也常說‘我這輩子怕是等不到動遷了’。”當王家洲到了結婚年齡,父母也就越發著急。

老房子走道里密集的電表

2007 年春節,上海房價正在瘋長。一家三口在萍鄉家洲外婆家過年。母子倆原本只是去遛個彎,逛到鐵路邊一個新的小區正在賣 11.8 萬 110 平的公寓,定金 200 元。母子當即決定買下來,純粹作為投資。

2011 年,王家洲在上海西部遠郊的青浦區華新鎮看到一處三室一廳的小產權房,賣 32 萬,有幾十棟,還打算建二期。他把萍鄉的房出售,買了這套,有把它作為婚房的想法。

但華新鎮畢竟是個剛從農田里開發出來的新區,缺少生活氛圍。2013 年開始,王家洲借開救護車穿梭于全城各個角落的便利,特意留心幾個郊區中心城鎮的房子,最后選定了他認為生活氛圍最好的嘉定老城。2016 年,他賣掉華新的小產權房,買了嘉定老城博物館邊上的一個老小區的兩室戶,每平米 1.8 萬。

“我們當然希望動遷讓兒子有婚房,但是等不到,只能靠家洲自己到處買了賣,賣了買”,姚嵐說。

王家洲 2014 年結婚后,住在妻子家的房子里,嘉定的房子目前出租著。王樂夫婦正在打算春節后搬到嘉定去住。王樂說自己是個念舊的人,喜歡嘉定老城的生活便利和歷史沉淀。和歷史上的上海縣城一樣,嘉定老城至今被護城河包圍著,離他們的房子不遠處,也有一座孔廟。

他并不像姚嵐一樣期盼動遷。“如果能夠和隔壁打通,有兩個這么大,我就還是愿意好好弄弄,在這里住”,王樂說,“但現在實在是太小了,裝修也不解決問題。”他甚至覺得,只要能有兩倍大的空間,相比七八年前的動遷補償條件——安置房更臨近市中心、面積也很可能更大——他還是更愿意在老房子住。

從今年起,在復興東路以北,同屬老城廂的亞龍和福佑兩大地塊開始大規模動遷,涉及上萬戶居民,與此同時,復興東路以南卻開始修老房子。

正在動遷的亞龍地塊金家坊

“都拆掉,就不是上海老城廂了,不如叫‘黃浦新城’、‘南市新城’算了,全都割裂掉了”,王樂說。

“前幾天媒體上講這兒的幾條街要保護,我心情也很復雜,我也不想走,希望它改造好,但前提是把居住條件改善,但現在住在這里實在是不方便”,王樂又說,“抽戶是最好的辦法,那么獨立的衛生間、廚房就可以增加”。對于“誰該被抽戶”的問題,他認為應該是那些長期房屋空置的人家。

他回憶起自己青少年時期的老西門,曾是環城里商業最繁華的地段,一批老字號的總店沿中華路排開——喬家柵、大富貴、全泰、老同盛。“我發現上海的商業模式改變了。以前都是線型的,現在都變成了點狀,都跑進商場了,馬路上沒人了。”

“安置房小區冷冷清清,還不如回 721 呢”,他又說。但這只是對某種情緒的表達,因為 721 已經回不去了。去年他和姚嵐回過一次古城,看到以前的房子樓下草已齊腰高。2002 年 721 礦重組,原來的一萬多職工只留了 100 多,古城基本被遺棄,原來的居民搬到了在撫州、鷹潭和南昌集資建設的小區。姚嵐和王樂當時也拿到了買房指標,但他們知道不會再回來,把指標放棄了。

“那時誰會想到房產投資?”王樂說。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均采用化名。)


除另行說明,配圖均由蔣亦凡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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