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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搬離自己生活了 66 年的地方,并且再也不想回去 | 房子和我們的生活?

文化

她搬離自己生活了 66 年的地方,并且再也不想回去 | 房子和我們的生活?

蔣亦凡2018-09-04 06:46:33

公益坊,上海四川北路 989 弄,建于上世紀 20 年代。這是其中一戶住戶的故事。

7 月中旬一個烈日當頭的下午,徐達之從上海虹口區西北角與寶山交界處的新居來到她熟悉的虬江路,去當地僅剩的一家碟店買碟。她挑了幾張古典音樂現場實況、BBC 的紀錄片,還有相熟的老板推薦的故事片,花了兩百多,然后帶我看虬江路。

此時的虬江路已經蕩清了多年來占據路面的攤位,一些支路已經全線封堵店面,室內商場的一部分店主在傳言過年之前就要關門歇業。她陪我挑了把黃色蛋形的宜興紫砂壺,“美人肩”,對做工贊不絕口,雖然自己只習慣于用保溫杯泡“香片”。回到熟悉的環境讓她感到愜意,但她卻不愿再沿著虬江路向東走,到四川北路后折向南,去她從 4 歲住到 70 歲的“公益坊”,生怕觸景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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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坊是一個于上世紀 20 年代由粵商開發的高檔石庫門里弄,位于由四川北路、海寧路、江西中路和武進路圍合而成的巨大方正地塊的東部。這個地塊在虹口區的地籍編號中,被稱作“18 街坊”。

其中的公益坊在落成的早期,就成為一個左翼和新感覺派文人活動的重要據點。曾經開在坊內的水沫、辛墾、南強三家左翼書局(出版社)出版了大量文學、哲學著作,譯介馬克思主義經典,編印左翼刊物。這里也是重要的會面地點,根據曾經住在公益坊 16 號水沫書店的左聯成員、作家樓適夷書信的回憶:1932 年,魯迅曾在水沫書店二樓會見過從蘇區來滬的陳賡。

2012 年,公益坊在上海市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俗稱“三普”)中被列為“文物保護點”,具有成為文保單位的潛力。2015 年,公益坊沿四川北路的商業建筑(四川北路 975-987 號,1297-1311 號)被列為“上海市第五批優秀歷史建筑”

2014 年 3 月,虹口區發布房屋征收決定,“為了改善居民生活和居住條件”,將具有諸多歷史價值的 18 街坊地塊房屋列入“棚改”項目進行征收。但是,獨居弄內 68 號前樓(二樓大單間)的徐達之認為征收存在諸多程序和實質性違法之處,因而與其他 30 余戶居民一起拒絕搬走。在隨后的兩年中,她先與征收部門溝通,失敗后對征收決定申請行政復議,被駁回后訴諸法律手段,把官司一直打到上海市高院,最終在 2015 年底被駁回。

2015 年 4 月和 6 月,征收程序尚未完成,公益坊卻經歷了兩次突擊拆除,從遠處拍攝的影像中,大股煙塵在原本寧靜的里弄上空升騰,是媒體聯合學界奮力奔走呼吁才制止了破壞。時值梅雨季,隔壁的房子在被拆,徐達之與拆遷人員好聲商量:“我們還在走程序,還在這里住,麻煩隔壁的屋頂先不拆,不然雨水會從墻上滲進我家。”拆遷隊答應了。這是明智的,沒有打招呼的人家,后來不得與雨水滲漏長期搏斗。

被幾乎清空的弄堂里半夜有賊。徐達之有時被隔壁拉抽屜、拖桌子的聲音驚醒,透過窗戶能看到對面屋頂和曬臺上躍動的人影。她找了些木板,請人把緊鄰曬臺的后窗用板條釘死,“有事當沒事”地過日子,照樣聽音樂、看書、養她喜愛的石斛,與留守的鄰居們一同推進行政復議和一次又一次的訴訟。

2015 年 12 月底,高院的上訴被駁回,徐達之覺得自己已經沒有力氣再繼續上訴了,于是和動遷組簽了協議,同時得到對方的允許,在新房交付前,繼續在老房子住。第二年 9 月的一天,拆遷組突然對她樓下鄰居、一直拒絕接受動遷協議的退休警察蔡老師家進行強遷。她早就知道這一天會到來,在此之前已經和童年時的玩伴蔡老師約定,各拿一塊 68 號前后門的門牌號留作紀念。不久,她從虹口區的最南端,搬到了位于虹口區最北端,與寶山僅一路之隔的“彩虹灣”。這片位于原“二紡機”工業用地上的巨型小區,在 2013 年開工時據報道將成為上海市中心城區最大的保障性住宅建設基地,可容納一萬居民。

2018 年 7 月初,公益坊大弄堂南側的石庫門住宅剛剛被拆除。

2

徐達之是 1950 年搬進公益坊的。四年前她出生在北京,在家排行老三。父親徐輝祖是中共地下黨員,曾在潘漢年的領導下從事策反工作。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徐輝祖被調到上海市公安局任職,帶著全家移居上海。起初家被安在位于如今人民廣場東南角的龍門路信平里。信平里是舊式里弄,房子小且舊。1950 年,父親用金條向公益坊 68 號的一戶人家“頂”下了這棟單開間兩層小樓,僅留亭子間由二房東居住。在過去,購買上海租界房屋使用權稱之為“頂”。相比信平里,公益坊屬于高檔的新式里弄,干凈、寬敞,有煤氣和電話直通戶內。

這棟原本設計為獨戶住宅的兩層連排別墅建筑,底樓由南往北依次是天井(10 平米)、客堂(24.8 平米)、衛生間(4 平米)、樓梯和灶批間(10 平米);二樓南側是前樓(二樓大房間,也是 24.8 平米),北側是曬臺(10 平米)。灶批間的正上方一樓半的位置是亭子間。整棟房子寬敞、高爽、明亮。

一棟公益坊內典型的石庫門住宅結構圖,向右為南,徐達之就住在二樓的大房間“前樓”里,樓下的天井、課堂和左側一樓半的亭子間歸樓下鄰居。制圖:城市中國/甘子軒

愉快的童年在她腦海中留下一些難忘的閃回:她和姐姐樓上樓下瘋闖,坐在平瓦的屋頂上眺望外灘,國慶的夜晚裹著軍大衣在那里同時觀看來自南邊的四川路橋與外灘,和北邊虹口公園的焰火,在四川北路昆山路口一間日本人開的診所看病,里面一部旋轉樓梯讓她流連忘返……

那時父親是上海市公安局六股科長,母親是全職主婦,她見過一張自己兒時的照片,坐在福州路公安局大樓的窗臺上,向下眺望不遠處繁忙的南京路。

但她不確定大哥是否曾經涉足公益坊,很可能沒有。她對童年時家里經歷的第一次重大的悲痛毫無印象。她只知道,大哥在抗美援朝之初就作為戰地攝影師開赴前線,1951 年犧牲在朝鮮戰場。

不久是父親的離去。她記不清確切是從哪一年開始,父親被軟禁在復興中路的一棟房子里。動遷期間,她有一次去瑞金醫院就醫,中途站在 17 路復興中路的站臺上,吃驚地發現對面的四層小樓竟然就是兒時母親每周帶著她和姐姐來看父親的地方。后來,父親被貶去鹽城的大豐勞改農場工作,結果卻于 1955 年在那里被捕,因為卷入了“潘漢年-楊帆冤案”。父親當時被判處無期徒刑,在離公益坊僅三公里的提籃橋監獄關押了 20 年后,直到 1975 年在特赦中出獄。父親出獄后,說起 20 年前在接受審判的時候,質問審判員:“我為革命奮斗的時候,你們在哪里?你們哪有資格來審判我?”結果被加重刑罰才判了無期。

徐輝祖的憤慨不難理解。他青年時期從蘇州老家來到上海,1921 年進入商務印書館當排字工人,1924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并參加了上海早期工人運動。

根據 1991 年出版的《上海商務印書館職工運動史》,時年 24 歲的徐輝祖在 1926 年 4 月被商務印書館印刷所工會派往廣州,參加 5 月 1 日召開的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大會總結了五卅運動和五卅后一年來的工人運動經驗教訓,號召全國工人階級進一步組織起來,向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反動勢力開展斗爭。”據《上海工運志》記載,同年 7 月 4 日,徐輝祖與另外 12 人經推選擔任商務印書館印刷所工會第三屆執委。

當時北伐已經開始,國共兩黨決定在上海組織聯合暴動,打擊控制著上海的直系軍閥孫傳芳。這年 10 月,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裝起義由于經驗不足、協調不周而失敗。次年 2 月,在周恩來的領導下,中共上海區委再次準備發動大罷工和起義。商務印書館工會派徐輝祖負責整編糾察隊,做好戰斗準備,等待上海總工會的命令。19 日,總同盟罷工開始,全市陷入癱瘓狀態。但是,隨后的第二次起義卻因為北伐軍抵達嘉興后按兵不動而失敗了。

但是中共隨即開始籌備新的起義,這包括加強工人糾察隊的軍事訓練。當時商務印書館工人糾察隊被分為兩個大隊,徐輝祖擔任第一大隊的隊長。據美國歷史學者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研究上海早期工人運動的著作《上海罷工》,商務印書館在第三次起義中貢獻了超過 100 名工人糾察隊員,在其中扮演了領導角色。而早在 1926 年 10 月,商務印書館的 4000 員工中就有一成已經是中共黨員和共青團員。裴宜理的研究發現,和經典敘事不同,這些受過良好教育、收入不錯的工匠要比更受壓迫的底層勞工更具革命性,更愿意與革命政黨而非幫會合作。

3 月 22 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取得勝利,《閘北區志·大事記》中記載,兩天后,徐輝祖與另外 18 人在閘北市民代表大會上經協商就任臨時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但是又據《上海商務印書館職工運動史》,徐輝祖率領的糾察隊在 21 日晚的戰斗中先是攻打位于寶山路上被直魯軍閥畢庶澄部隊的一個排占領的東方圖書館(后在 1932 年“一二八事變”中被焚毀),后來為了保護東方圖書館,改為圍而不打。在對峙中,徐輝祖被射中頸部,隨即被救護隊送往醫院治療。

徐達之不清楚負傷后的父親究竟是什么狀況,是否在上海履行過作為市民自治機構執委的職責。只知道他后來去了蘇聯,回國后去了北京,在那里認識了母親。從蘇聯回來的時候,他帶回一把槍,用一條毛毯裹著。父親去世后,有幾位復旦大學的青年學者帶著寫黨史的任務來到家中采訪,帶走了那條毯子和一副周恩來送給父親的襯衫袖扣。結果由于缺少他人指認,那條毯子未被認定為文物,被還了回來,而那副袖扣卻下落不明。

1955 年,父親被定性為“歷史反革命”,為了“劃清界線”,父母被迫離婚,徐達之也改隨母姓,應她本人要求,本文使用了原名。

3

父親被捕后,住在亭子間的二房東來找母親,讓她把樓下客堂間讓出來。作為“歷史反革命家屬”的母親不敢抗拒,二房東于是把客堂間轉租給了一戶蔡姓人家。后來,這位房東自己也因為政治問題坐了牢。樓下鄰居以家里人多為由,要求使用亭子間,母親再次應允。此后一家人的生活空間只剩前樓、曬臺、衛生間和與樓下鄰居合用的灶批間。

因為父親坐牢的緣故,母親在鄰居面前,總是委曲求全,在弄堂里低調做人。但厄運還是找上門來。文革期間,一隊紅衛兵從北京南下來找母親,不知為什么要批斗她,里弄干部也分外積極。這導致母親未遂的自殺,是徐達之及時回家發現了她。這么一下讓批斗者偃旗息鼓,搬師回京。母親當時似乎是決心用一場悲劇來阻止另一場悲劇。

中學畢業,徐達之進入大隆機器廠當車工,打磨石油管道接頭,廠就在光復西路如今中遠兩灣城的位置。因為父親的緣故,她在廠里始終是個“小三子”,生產組長、工會組長都輪不到她。很多年后,當父親出獄后終于又通過不斷的申訴得到了最高法院的平反,一家人要求勞改局把平反材料送到姐妹倆的單位里。徐達之的車間支部書記看到陳父的材料后說道:“原來我們這里有一個大夯榔頭(大人物)的女兒啊!”即便如此,直到徐達之在 1994 年 48 歲時從工廠提前兩年退休時,她依然只是車床邊的一名普通女工。

因為保護公益坊,《城市中國》雜志在 2015 年發表了一系列關于公益坊歷史的文章,其中有一篇關于徐達之家庭的《因父之名》寫到了徐輝祖的革命經歷。當時一位相熟的鄰居讀之對徐達之說:“你父親原來這么厲害,我們這么多年都不知道。”徐達之答道:“這有什么可扎臺型(炫耀)的?我們以前是歷史反革命家屬,只能低調做人,不然就是翹尾巴。”對方連連稱是。

文革中公益坊增加了不少新居民。一些住在房管所在弄堂上空加蓋的“過街樓”里,另一些則來自所謂的“搶房子”,一些家境不好的外來戶突然闖入空置的房間從此住下。徐達之估計,這里面有房管所的指點,因為這些闖入者總是準確地知道哪些房間空著。這讓公益坊里居民的“成分”差異變得兩極化。

徐達之說公益坊老居民“家庭成分”多少有點問題,彼此之間略有耳聞,但究竟是怎么回事都不會深究。倒是動遷與媒體的介入,使那些繼承父輩私宅不愿離去的人家,讓光灑向各自塵封的家族歷史。

4

中學的時候,徐達之每天早上總是在公益坊門口坐上有軌電車,四川北路一路向北,在這條路的盡頭虹口公園下車,穿過花園路抵達中山北路廣中路口自己就讀的長風中學(現魯迅中學),不遠處就是田野。她也常沿四川北路從學校走到公益坊,在綿延三公里的店鋪和期間穿插的弄堂中流連忘返,她喜歡那時四川北路的一切。

但她最喜歡的還是公益坊附近,比如稍往南的天潼路口,有廣式糕點鋪“一定好”,里面的廣式糕點重糖重油、皮酥餡足,還有廣式烤鴨店“廣茂香”,據說每天只烤 30 只,只只搶手。還有后起之秀“大祥食品店”,占據公益坊外面四川北路海寧路的拐角,各色食品琳瑯滿目,是孩子們的圣地。

公益坊周圍也曾是電影院扎堆的地方,她記得當時過年時,買電影票的隊伍一直從海寧路上的國際電影院排到公益坊弄口。乍浦路上的勝利電影院小小的兩層很緊湊,電影也很好。乍浦路上還有過一座解放劇場,既是劇場又是電影院。海寧路乍浦路口還拆掉過一個虹口文化館(虹口大戲院),據說是中國第一家電影院,現在原址上僅立著塊石頭權作紀念。

四川北路群眾影劇院,如今早已經失去了電影院的功能,有時被用來賣家具。
乍浦路海寧路口的勝利電影院舊址早已失去影院功能,一度面臨拆除,后經學界呼吁才保留下來。

但四川北路這條曾經上海繼南京路、淮海路之后的第三大商業街在 90 年代還是沒落了,原本最熱鬧的四川路橋到公益坊所在的武進路一段,如今恰恰成了最冷落的一段。“我發現街道不能拓寬,一拓寬它的本色就沒有了。”她是指海寧路和四川北路在 90 年代末的相繼拓寬與四川北路的衰落有關。

但她認為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恰恰是像她這樣的四川北路沿線里弄的動遷和居民的大量離去。

菜場的消失或許是里弄社區消失的一個反映,或者也可能是一種手段。18 街坊騰退的過程中,先是武進路菜場被拆,人們就去安慶路菜場,安慶路 2016 年 3 月也被拆了,人們就去新廣路菜場,新廣路被拆后,大家就去熱河路。“做老百姓很累的”,徐達之說。

5

父親被捕前在家中留下一批黑膠唱片和一臺美國的無線電,徐達之覺得自己喜歡音樂與這有關。唱片主要是舞曲,而從短波中能聽到古典音樂,這是她每逢暑假最大的消遣。那臺機器讓她第一次聽到《卡門》、施特勞斯和其他她從未叫上名字的作品。她無從懂得欣賞的門道,只覺得好聽。但是,迫于生計,母親陸陸續續把黑膠都賣給了虬江路上一家叫“天一”的舊貨商店,最后被賣掉的是那臺無線電。母親那時成天氣喘,總是生病。

到了 90 年代,她成為江寧路、虬江路和海寧路天橋下這些淘碟去處的常客,搜尋自己喜愛的古典、新世紀、冷爵士,從各種打口到盜版,但是從未涉足音樂會現場,最大的手筆是花 115 元在上海書城買過一張正版的溫頓·馬薩利斯的小號。

她從小難以抑制的閱讀癮也是來自父親留在家的書。文革期間,她讀了不少蘇聯小說,《青年近衛軍》、《船長與大尉》、《一本打開的書》,結果因為興奮地向同事講述書中內容,而被迫上了一個星期的學習班,不得不設法“戒書癮”。文革之后,開始能看到西方作家的作品,她至今能飽含激情、充滿細節地講述雨果的《九三年》、《笑面人》和薩克雷《亨利·艾斯芒德的歷史》中的情節。

她說自己聽音樂和看書都是十分孤獨的,因為在自己所處的環境中,很少有可以交流的人。后來音樂方面漸漸好起來,因為淘碟時能遇上跟你說些門道的人,但閱讀始終是孤獨的體驗。而她的涉獵似乎沒有邊界。

比如讓我有點意外的是,她最近讀了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員、云之南紀錄影像展創辦人郭凈關于卡瓦格博(梅里雪山)的文化人類學著作《雪山之書》。她告訴我,書里記錄的藏族文化讓她感到敬慕,描繪的雪山讓她感到莊嚴。因為在書中讀到 1991 年中日聯合登山隊山難的事情,她在網上找來郭凈拍攝的關于這起事件的紀錄片《卡瓦格博》,看得“熱血沸騰”。她覺得,里面藏民對神山的敬畏之心正與我們“什么都要開發”的價值觀形成鮮明反差。但后來想再回顧一遍時,她卻發現收藏的頁面被刪了,她不明白為什么這也要禁。聽過說我與郭凈老師有過幾面之緣,她托我一定要幫忙打聽一下,是什么道理要禁這樣的片子。好在,片子沒有被禁,我在網上為她找到了另一個觀看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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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年,父親徐輝祖在新中國最后一次特赦中被釋放。但是當他被釋放的時候,官方仍然認為這個已經 73 歲、無處可去的老人應該回到原來的家中。但是母親搞不懂了,說:“當初是你們讓我們離婚的,現在又是你們讓他回來?”母親因為父親坐牢給家庭帶來的不幸,對父親有諸多的埋怨,這時已很難認可這個人。但勞改局不顧母親的意愿,要求房管所在這家人本就不大的唯一房間里隔出一個 6 平米的小間供父親單獨居住。父親的名字也回到了戶口本上,身份竟是“離婚夫”。

“如果我媽當年又再婚了呢?”徐達之問。一個命令強加于人,壓力全由已經飽經風霜的家庭自行解決。徐達之聽說特赦造成很多家庭矛盾,很多人家吵得非常厲害。公益坊里一位曾經為國民黨工作的老人出獄歸來時,兒子因為被父親的政治污點耽誤了自己前程而怨恨父親,經常和父親打架。

特赦只意味著釋放,而不意味著免除罪責。父親出獄后,多年來以一己之力組織材料,爭取獲得平反。據說過程異常坎坷,徐輝祖曾經的上級周恩來和潘漢年在 1976 和 1977 年相繼去世,他去找陳云,陳云搖搖頭,楊帆出獄時已經瘋了,曾經的通訊員不知出于何種原因不愿作證。

那個階段,有關部門給父親分配了一份在天潼路一家小飯店洗碗、看店的工作,每月二十幾元生活費。徐達之記得某個冬夜她在飯店門口張望,看到店里兩張合并的桌子上,父親鉆在單薄的被窩里的樣子。

多年以后,父親終得平反,并被給予了離休待遇,分到浦東的一間房。但是徐達之是在父親去世之后才知道,父親晚年最后的歲月還是在為恢復黨籍而奔走,平反并沒有恢復他獲刑時被剝奪的黨籍。她曾經覺得父親總是不愿意談自己的事情,但后來回想起來,那是因為家里人對他都不夠關心,更不要說幫他。這讓她感到虧欠。

母親雖然疏遠父親,但在晚年也對徐達之說:“你父親這輩子沒有過上幾天安定的日子。”

徐達之記得父親特赦回家后,曾有一位比自己年齡略大的女子經常來公益坊找父親,詢問她自己父親的下落。徐達之得知,對方的父親是一名陳姓的國民黨情報官員,徐輝祖解放前夜在北京的工作任務是對敵特的策反,對方正是策反對象。徐輝祖只知道那人后來去了香港,自此杳無音訊。“做特務的結局都不好”,母親當時評價道。前陣子,徐達之在彩虹灣新居里看到諜戰電視劇《風箏》,又想起了父親的冤案和母親的話。“做特務的下場都不好,無非都是信仰在支撐”,她不愿看下去。所有的諜戰片她都不愿意看。

在搬離公益坊前,她在乍浦路上的虹口區圖書館偶然讀到作家野夫(鄭世平)收錄在《塵世·挽歌》一書中的《江上的母親》一文時,卻感到強烈的共鳴。野夫在這篇不到五千字的短文中緬懷和悼念自己的母親,她在年輕時與作為國民黨將領的父親決裂,后來被劃為“歷史不清”的右派,堅忍地帶領家庭走過不同時期的政治磨難,卻在老年患病后因為不愿連累子女而自沉長江。在同書另一篇《鄉紳之殤》中,野夫鉤沉父親家族被深藏的悲劇歷史:當身為小地主的祖父在巴東老家被土改工作組逼死的同時,他的兒子卻在不遠的利川鎮壓土改激起的民變。這讓徐達之想到自己的父親和母親,她把野夫的所有書都列上了書單。

2009 年,與徐達之共同生活的母親以 97 歲高齡辭世,2012 年,徐達之結束從工廠退休后 18 年的再就業生活——從營業員到清潔工,再到宿管老師——開始有充分的時間在家聽音樂、看書(包括所有能找到的盜墓小說),照顧自己喜愛的盆栽植物。但是只過了一年,動遷就開始了。她感到慶幸母親是在動遷開始前去世的。

在新居播放一張日本作曲家倉本裕基帶著拉赫瑪尼諾夫風格的鋼琴協奏曲 Refinement 時,她說在母親去世后,這張碟一度會激起她強烈的悲慟。

7

“彩虹灣”在 18 街坊地塊的安置方案中屬于“就近安置”。雖然仍然處在虹口地界,但這里完全沒有徐達之熟悉的虹口的樣子。這里沒有街市,最近的能買到生活用品的地方在一公里以外,光禿禿頂馬路分割著巨大的嶄新的樓盤。而最近的公交車站在 800 米外,只有一條線路,20 分鐘一班。即便安置房里住滿了老人,這里也沒有真正的醫院,附近只有一個連 X 光片也不能拍的就醫點。

她承認動遷對公益坊不同的人家來說是“幾家歡喜幾家愁”。原來居住擁擠的人家,的確改善了居住條件,其中很多是文革期間被房管所安排進來的。但是對擁有較寬敞空間的私宅屋主來說,動遷顯著降低他們的居住質量,并且抹消家庭記憶。那些公益坊最后的留守者,包括幾戶直至今日仍未簽約的維權戶,都是家庭獨棟私房的繼承者,即便他們的家庭在名義上早已因歷史原因而成為“公房承租者”。

“那天辦好房產證,看到上面使用權是 70 年,我傻眼了。原來也不是不知道商品房產權是 70 年,但是看到的時候還是覺得非常錯氣(可氣)”,徐達之說。

就在她說這話的時候,2018 年 7 月 24 日,18 街坊地塊比預定時間提前出讓了,被唯一的競拍者以底價 71 億元買下,成為虹口“地王”,近 18 萬平米的商辦建筑將在這里拔地而起。新的方案改變了原來全部拆除的計劃,保留了公益坊大約一半的石庫門建筑,但住戶已經全被清空。一棟 1.4 萬平米的“文學博物館”將在此落成,盡管水沫書店舊址已被夷平。

有人預言這里將成為虹口的“新天地”。在某種意義上,它已經是了。

(感謝《城市中國》編輯袁菁為本文采寫提供的幫助。)


首頁題圖為公益坊平瓦屋頂,攝影《城市中國》朱迪;內頁題圖攝于四川北路柳林里,攝影蔣亦凡;內文配圖除另行說明,均由蔣亦凡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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