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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 1967 年生人的優裕生活,他趕上了好時候 | 房子和我們的生活?

文化

一個 1967 年生人的優裕生活,他趕上了好時候 | 房子和我們的生活?

溫欣語2018-02-23 14:41:06

房子是人類可以消費的最大商品,它也是個人生活變遷的見證者之一。好奇心日報會進行一系列以房子為線索的報道,看看過往發生了什么。

到了總結一段歷史的時候了。

我們的大多數讀者只是經歷了這段歷史的尾聲,大部分故事是由上一代寫就。

我們希望傳達的是它最有價值并應該傳承的那一部分:篤信進步、發展;社會會持續不斷為個人提供更好更大的空間;努力,并且獲得相應回報;自由是可爭取的,堅信我們最終會到達。

其實這就是普世價值。

當“歷史”這樣的詞擺在我們面前的時候,往往為宏大敘事所覆蓋,我們希望用更多微觀層面的采訪,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梳理。

我們從個人生活中關注度最高的“房子”入手,開始這個記錄。

梁銘在浙江臺州出生長大?pic/wiki

梁銘有相當順利的人生,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從小不知道什么叫憂傷,沒有什么好憂傷的。”

他 1967 年出生在浙江臺州,在人生的前 30 年都樂于稱自己為“文藝青年”——而且是衣食無憂的文藝青年。順利之處體現為:稍一努力就考上了大學,又趕上了國家分配工作和福利分房,雖然覺得工作無聊,卻有大把時間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組過樂隊、闖過深圳、創的業頗為賺錢,并且到今天依然衣食無憂。

從這個角度看,房子自然不會成為梁銘會操心的事。

至于文藝,他其實保留至今,比如聲稱自己最喜歡的歌手是今年獲格萊美獎最佳流行歌手的Ed Sheeran。再早一些創業的時候,他和太太海樺租住在浙江農大一幢 20 平米的閣樓里,他們在墻上釘滿了藍白條,灰白條的麻布,如同一個野外帳篷,他們喜歡并排躺在閣樓里的斜屋頂下,讓陽光照進來,這是他們想象的“巴黎生活”。后來也買過大房子,買的方式很簡單,“那時海樺懷孕了,她希望住的地方比較大,家里人都住在一起,可以打籃球可以睡覺,像 loft 一樣,是夢想中的樣子。我們畫了一張圖,算了一下大概得 700 到一千方平米。”

梁銘如今的頭銜是海明控股集團的總裁,旗下擁有 6 個服裝品牌和一個 2000 畝的農場。他的成功得益于他恰好在市場空白處創了業:在 90 年代中期創立了有別于當時流行風格的服裝品牌,并且趕上了實體店消費的黃金時代。除了有了女兒之后出于食品安全考慮而設立的農場,梁銘的公司幾乎沒有做過服裝業之外的拓展。沒有犯錯,可能是財富的重要保障因素之一。

他們夫婦本來要丁克,不過女兒出生之后,理所應當地承擔了所有父母都會產生的焦慮感。他信任西式教育的管理方式,于是在女兒 5 歲時從杭州搬到上海,現在住在上海西郊賓館內的一幢雙層別墅里。這里歷來是上海接待全球政要的地方。

梁銘的女兒今年 10 歲,未來梁銘計劃送女兒到美國念大學,自己也計劃隨女兒一起到美國求學。

以下是梁銘的口述,你可以通過這種方式來了解他:

海邊的老宅

以前我爺爺有船,是運輸的大船,遠海的,這個船可以從上海開到福建,“義遠”是我們家的字號,“公義之路可以長遠”,義遠號,還有一艘叫“春和”,這兩艘船對開,一邊把上海東西拿過去,一邊拿過來,做貿易,當時我們家比較富裕。

我以前住的老宅就在碼頭邊,房子是爺爺造的,我出生那會兒還能看到海。我到現在還記得船上的漁夫,當地海島的漁民都停在我們家門口,到我們家做客,寄存東西,我就去接待他們。海島人來了還會買雞放我們這里,我和堂弟就偷偷把雞扔到壩下,海底去了,后來還被發現了。老宅門口還有鰷魚、蟹,我們就抓蟹抓跳跳魚,等他們慢慢變干。

金清港是一個入海口,金清港就是我們家門口,我們以前的房子前面有一個樹墩,用來系船,南街整一條街的房子都是我們家的。我爺爺做貨運的時候我還沒有出生,那個時候剛解放,這兩艘船都拿去征用了。我爺爺這么多房子都分出去了,就送啊,我們家有土地有商業,最后我們家房子一點點的沒了。

只剩下這個老宅,老宅的房子有前后院,中間有個類似天井的,那時候沒有飲用水,天上落下來的水,我們叫天落水。房頂下有一個大杠,用瓦接起來,漏幾大缸,這個水就是拿來飲用的。

老宅有兩層樓,那時候兩層房子是很好的,地以前是泥的,慢慢變成木板,后來變成石板。

以前那個房子在臺州海邊,每一年都有臺風。臺風來了以后因為是木頭房,那個天窗會飛走瓦片,風大還會把整個推到,我們就會抱在一起,拿被子擋著,搖晃得很厲害。

接著天露水的老宅

我爺爺有兩個兒子,我爸爸和我大伯,還有三個女兒,每個人都住在老宅里。到我這輩就慢慢變遷了,這個港也變成大馬路了,港口往海邊移了。我在老宅住到七八歲,然后就分一戶一戶,獨立成家,房子變窄變小了,也在原地上新蓋了水泥房。

我讀書一直很差,高二突然會讀書了,就轉學到黃巖縣政府讀高中了,黃巖中學當時是重點中學。過去以后我在課上跟同桌打架,我當時比較皮,要么坐第一排要么最后一排,姓梁的一個化學老師老師很不錯,他用了很好的方法,他在課上說全班我比較聰明,花點精力肯定很好,就鼓勵我,第二天就任命我為化學課代表。這個老師對我影響很大很大,我當時花了一個禮拜時間,把化學書全看一遍,期中考試就考了全校第一。

在我們那個地方考上大學就像中狀元一樣,我們中學有好幾百人,一次考上一個就很了不起了。初中一年級,我們英語老師就換了三個,因為懂英語的不多。我高二轉學到黃巖中學前,中文都是用土話教,《荷塘月色》我們也用土話背,我的普通話還是到了大學才學會。

學習上,我的父母沒有給我任何壓力,爸媽總覺得自己兒子是最好的,他們都是表揚我。不會讀書沒有關系,因為我們家也沒有人考上大學。

所以我一直很快樂,從小不知道什么叫憂傷,因為沒有什么好憂傷的。

小時候我很喜歡種花種草,我七歲的時候去海島,看到了水仙花,我就挖了兩麻袋水仙花,把它運到黃巖新華書店門口,新華書店門口就是花市。有兩個老的走資派,一個從北京,一個從上海來的知識分子,都是被打倒的。他們在黃巖租了很多院子,繁殖培育花賣。他們都是七八十歲的老頭,我七歲就跟他們在一起。

我在一個老頭那里賣完了我的水仙花,周末我幫他賣花,他在前面踩三輪車,我在后面推。賣了花以后他會給我很多花,我們家整個院子的花都是我種的。我跟這個老頭是忘年交,印象特別深,年糕你知道吧?用手工做的,蒸好以后切一塊,里面放豆腐干、肉、豆芽菜,一捏,啪一粘兩對澆點熱湯,我們一人一個。

很多植物我天生都知道什么科,現在我到某一個地方,我第一時間就是趴在地上看一看,嘗一嘗,吃一吃,基本上都蠻準的。我很喜歡種花種草,所以當時上大學我也想要考園藝系。結果那時候大學還沒考就讓你寫志愿,我寫了浙江農業大學園藝系,結果陰差陽錯被農業工程系錄取了,就是農產品加工,工程機械方面的,我一點也不喜歡。

所以我進了大學以后就去組樂隊,搞音樂去了。我 85 年開始上大學,到 92 年,我都一直在樂隊里打架子鼓。我們樂隊在學校和社會上都有演出,每個晚上我們都去交誼舞廳演奏,那時候沒有酒吧,交誼舞特別時髦,特別新奇。一般什么團支,每個公司單位,都有這種一年要組織幾場團的活動,基本上都會請我們去演奏舞曲,就兩類曲目,一類是臺灣的瓊瑤系列,比如說在水一方,還有一類就是我接觸到的西方音樂,比如披頭士。

我的架子鼓其實是組樂隊之后開始學的,打鼓對我來說不難,因為我天生節奏感比較好,還當了學校的文藝部長。這可能跟我爸媽有關,我爸媽都是地方的文藝工作者,我爸爸是打鼓板,小小的但很響,小時候爸爸媽媽文工團演出的時候,我就會跟著打節奏。

我不想“捧個茶,一張報紙坐一天”

我們那時候讀大學,空的很,沒有任何壓力,包分配,都是公務員。那時候一畢業就是干部,你是學生干部還有好的單位分配。

我 1989 年大學畢業,分到杭州市農業局下面的農業機械培訓中心做講師。當時單位總共就造了幾個房子,已經分光了,分光了以后沒地方住,我住哪里呢?

農機培訓學校有個大倉庫房,很大很豪華,兩個門可以推進去。這個房子太大,漏風。有一年特別冷,我搪瓷碗里的水,放在房間里都結冰了,好冷,因為通風,我就偷偷的用電爐烘這個房子,因為不用算電費。大概過了一兩年后,有個老書記要搬走了就把他的房子分給我了,因為他不能占兩套。分的房子有 60 平方,兩個樓梯上去,兩個單元,四戶,下面還配一個自行車庫,一樓有個小的車庫房。

我當時在農業培訓中心,一年就上一堂課。實在沒事干,我很難受,比較彷徨,不知道未來自己能做什么,老是靠樂隊也不是長久之計,那還是年輕人玩的。上班的地方也不太適合我,做公務員我不喜歡,早上捧個茶,一張報紙,在那坐一天。

我就覺得國內沒什么機會,國外好像有好多機會,就準備出國了。當時身邊很多想考托福出國的,很多浙大的同學朋友都走了。我們樂隊的人也去了澳洲,大家都有這個念頭。

所以畢業后的第二年我就去讀托福班,考了五百多分。閱讀作文都沒問題,但死在哪里呢?聽力。聽不懂所以后來也沒去成美國,就去了深圳。

我有個朋友在深圳的西湖達利公司做財務總監,讓我去做會計財務。我什么證都沒有,他買了本書給我,叫《會計學原理》,封面是綠色的,讓我看一禮拜,看好了上班。 我一晚上就看完了,我說“這很簡單,就是加減乘除,配配平就可以了”。

我看完第二天就上班了,西湖達利的總經理就讓我去記賬,敲敲算盤。很搞笑,他說“這有紅筆”,我說“不用紅筆,減就可以,負就可以了”。這就露餡了,因為我沒有從來沒做過,但老實交待后他們也讓我留下來了。

我在深圳做了一年不到,就被抓回來了。

當時我還沒在農業培訓中心辭職,只是抱著玩的心態想著去深圳干了再說。走之前我去檢查身體就跟醫生說好,把我改成“肝病”,問醫生要了一沓病假條,給單位寄過去。我跟單位說這身體不行,要回家修養。結果出問題了,這個病假條是連號的,哈哈哈哈。

有個領導通知我了,說“小梁這個事情被局上知道了,病假條惹禍了,你先回來避避風頭”,所以我就回來了,局長說“回來就是好同志嘛,對不對?” 后來還安排我去參加科研項目,評工程師,但實在無聊,我經常不去上班也就慢慢辭職了。

700 平方,但是我們買來后從來沒住過

我回到杭州沒待多長時間,我和海樺很快就開始創業了。我們中學就認識了,96 年設立公司,98 年結婚。

創業第一年就成功了。我們在杭州鳳起路開了古木夕羊服裝店,租了一個 20 米長,有 6 間門面的簡易房,每個凈深大約 4 米 5,門面 3 米 3,但半條街都是我們的店。當時門面不知道用什么,我覺得木廠里水曲柳的樹皮很漂亮,我就拉了好幾三輪車的樹皮到鳳起路,把古木夕羊四個字,用樹皮一條一條貼起來,很文藝。

我們是 1996 年 7 月 28 號開的,我印象很深,第一天就做了 3000 多塊錢,運氣不錯,因為那時候衣服便宜,就十幾塊錢一件。

說真的,我運氣很好,上帝眷顧,一直以來好像都沒吃過什么苦,沒吃過虧。運氣也好。

我覺得挫折跟人內心的目標相關,你的目標大,你可能容易失落,飽受挫折,我的目標一直不是特別大,我沒有一定要做到多少億,我覺得該多少就多少,有合理的目標。

簡單說,你是個老虎,讓你變成大象,那你這個老虎也廢掉了,是吧?把你當貓養,那也對不起你,所以有些事老虎就是老虎,適合的階段,適合的隊伍,做適合的業績我覺得就夠了。

我們起名字“古木夕羊”,為什么?因為那時候品牌都是什么“奴”啊,都是洋名,我們就用了四個人的偏旁部首。而且那時候臺灣女裝,臺灣風格的特別多。海樺覺得連一些漂漂亮亮,簡單的白襯衫都買不到,所以她就做了非常簡單的品牌,文藝、簡單生活。

現在古木夕羊還在,20 多年了,還是簡單簡潔,只是說文藝的表達方式不一樣了,以前有北島,舒婷,詩歌,當代文學…現在的文藝表達是“我夢想自己開個咖啡館,帶院子的最好”;我用眼睛去看世界,我會攝影;我用耳朵去聽世界,我聽音樂,就不再用過去的文學去表達了。

創業那段時間我們租了一個閣樓,一住就住了三年多,是浙江農業大學的一個專家樓,專家樓大概有四層樓,有個坡屋頂。為什么住閣樓呢?因為我們很向往巴黎的感覺。

梁銘和太太喜歡躺在閣樓里,望向天空

我們上面有個天窗,可以打開,有時候頭伸出去看看,特別漂亮,在斜頂下面,我們就躺著,有時候忘了就磕頭了,但是我們感覺特別好。

房間有二三十平米,我們外面不能設計,閣樓里我們就全部清空,用條紋麻布整一個把它釘在墻上,全部是粗的條紋麻布,藍白條,灰白條的,很漂亮。從頭到地都是用一種材料,一進去就像進到一個麻布條紋的帳篷一樣,然后露一個天窗。

我們和農大的同學經常去閣樓對面的小楊飯店吃飯,有小甲魚,螺絲,泥鰍,毛豆... 有一天下大雪我們沒有地方去,就在飯店里吃飯,當時變壓器都壞了,我們就生了一個煤爐,弄了酒,烤東西吃。怎么吃著吃著感覺有點痛,全是火,結果是我們的羊毛襪都被焦掉了。這種感覺,像閣樓這種就是我們那時候想要的年輕人的生活方式。

后來我們還買了一個更大的房子,那時海樺懷孕了,她希望住的地方比較大,家里人都住在一起,可以打籃球可以睡覺,像 loft 一樣,是夢想中的樣子。我們畫了一張圖,算了一下大概得 700 到一千方平米。我們的設定不像普通人對家的設定,更自由,更多可能性的場所跟空間,不是豪宅的概念,就是符合我們的調調。我們想過這么大的房怎么辦,我們就準備買兩個帳篷搭起來就變房間,可以睡覺了。

后來剛好有個房子一層 350,兩層也就是 700 平方,但是我們買來后從來沒住過。

之后服裝生意就越來越好了,我們買了一個在九中對面的房子,也是閣樓,這閣樓就大了,100 多方,哇塞,有 7 層樓,沒有電梯,小兩廳。出去還有很大的一個露臺,非常好。100 多平米是正常的房子,還不含閣樓。閣樓實際上跟房子一樣大,只是有些低了進不去,可以爬進去,有好幾個三角窗。那算是真正意義上我買了住的第一套房子。

綠園離西湖只有步行距離,這間房有250平米左右

“西方自由的教育”

海樺懷孕后,有次岳父到我們家,印象比較深的是他嫌這里條件比較差,說:“這個房子不行啊,那么高,那么爬不對啊”,因為那個七樓相當于八樓,一樓還有停自行車的夾空層。

我覺得在父輩的傳統概念里房子那是祖祖輩輩的,他們象征著身份和地位,所以說為什么農村造房子越造越好,越造越高,實際上可能就住兩老,年輕人都出去了。但他們就覺得咱們家有實力,他要這種尊嚴,岳父他們心中的房子也是一種自尊。

后來海樺肚子大了,實在爬不動了,我們就在邊上的“綠園”買了房子,兩百五十幾平,這個房子能看到西湖,22 樓,可以步行到西湖,離植物園也只要五分鐘,我們住的對面就是山,隔壁就是浙大。房間里的墻也被我們拆光了,空空蕩蕩的,希望盡量留出來空的。

孩子生出來后,我抱在手上,那幾分鐘腦子完全是空白的。我什么都不懂,很焦慮,很著急,責任、安全…想著吃葷的有毒素,吃素的也有毒素,喝飲料還有色素,食品安全很麻煩…一回過神來孩子就被推走了,推到房間里去了。

我們生小孩之前想著孩子不住我們這,和爺爺奶奶住在一起,所以在對面同一個小區也買了一幢,孩子所有的東西都先放到爺爺奶奶那里。

我們實際上一直不想要孩子,覺得很麻煩,所以生得很晚,但生出來就不一樣了,生下來以后馬上打電話趕緊把所有小朋友的東西搬到我們房間。

孩子 5 歲的時候我們就從杭州搬來上海了,她在上海宋慶齡幼兒園讀了 2 年,這是中國最好的幼兒園,屬于中國福利基金會,很多老師都是英國人,幼兒園里有很大的草坪。

小學我們讓她在宋慶齡小學讀了一年,加強中文課,小學二年級就轉到惠靈頓(注:上海惠靈頓國際學校,惠靈頓公學由維多利亞女王在 1856 年創立,在上海的分校被認為是上海最貴的國際學校)。她現在 9 歲多,馬上 10 歲了。

讓她讀這些學校是因為我更認同西方自由的教育,不是填鴨似的教育,我看到國內的教育把小孩子身體都毀了,并不快樂。

梁銘和家人現在住在西郊賓館的雙層別墅里,圖為別墅一層

我認為讓小朋友健康快樂成長比學到知識更重要,我們那時候讀書不太好,我們現在讀書都還來得及,但是小朋友的身體來不及。都說性格 3 歲決定 80 歲,所以我想讓她 OPEN,快樂,讓她追求自然,所以小時候我每個禮拜都要帶她去農場稻田里跑步玩耍。

我女兒畫畫很好,而且六歲就能作曲了,七歲就代表上海第一名去亞洲參加鋼琴比賽。

國內的競爭導致孩子一定要考清華、北大、浙大,這些說上去對未來的人生事業影響很大,所以拼命去擠,可我覺得我不是什么好大學畢業,我自己也還不錯,就是做自己。

我覺得爸爸媽媽最大的任務就是發掘她的潛質,發掘到了就不斷提供一些條件,讓她按照這個潛質去發展,不是每個人都要按照父母親的要求去考上什么學校和專業,我覺得那是為父母親而讀書,對孩子不公平,也不尊重。

我爸媽就從來沒要求我做什么,我爸經常說:“我很滿意了,我想也沒想我兒子會把企業做起來。”

我的父輩一代覺得我有個工作就很好了,他們那個年代沒多少錢,大家都很平等,沒有說哪一家特別富。價值觀當中也沒有一定要有多少財富的概念。

他們也沒有想擺脫貧困,因為也沒有機會讓你去奮斗,那時候不能夠從商,是資本主義尾巴。但現在就不一樣了,大家被社會的某一些東西拉走了,表現得物欲橫流。

我現在最擔憂的就是我經營的“義遠農場”,因為到現在還沒有實現盈利,但是我們都付出了很多精力和熱情。團隊中的一些年輕人希望在這里獲取成功,但實際上沒那么快,我感覺有點兒對不起大家,這對我來說比較有負擔。

年輕人想要獲取的成就,跟農業想要獲取成功的規律不匹配。他們的期望是兩三年就好了,但是我們已經做了七八年還沒有盈利,從事農業生產養殖對他們來說就沒有盼頭。

我跟他們解釋過萬物都有成長的節奏,比如說一顆種子水稻,我們四月里撒,到十一月份才能有收成,中間是沒有收獲的,這是規律。如果你破了物理條件,比如說用激素,用化肥,這不是自然有機的,是不好的。萬物有它的節奏和節拍,大自然是最好的,它給每一個生物的成長速度都是科學的。

可持續,可盈利,還要追尋這個理念,我們可能還需要兩三年吧。

我想過如果我不做農場,我現在可能還是做跟植物有關的事業,我喜歡自然的東西,喜歡花花草草,那是骨子里的。你要知道,我六七歲就去挖水仙,跟七八十的老頭學習怎么扦插,怎么種花。

用《失控》里的一句話說,當你大腦里留著很多東西時,某一天它會集體涌現出來,平時沒有積累,沒有好奇心就涌現不出來。創業也是涌現出來的,不是刻意設計好,按照路線圖的,是自然進化,很多物種放在這里,形成怎么樣就是怎么樣,人為的不一定是最好的。

作圖:林玉堯

題圖: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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