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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困在當年用金條換來的房子里,拆遷“談了只是多事” | 房子和我們的生活?

文化

他被困在當年用金條換來的房子里,拆遷“談了只是多事” | 房子和我們的生活?

溫欣語2018-01-30 14:44:25

這是繼《為什么長樂路如此重要?》之后的第三篇報道。

69 年來,吳宸華似乎永遠和新房子無緣。他從出生起就一直住在父親用金條換來的房子里,不到 60 平米,是長樂路 272 弄中和邨中的一處。

272 弄靠南的一面被稱為“上海的里原宿”,聚集了中國最早的潮流店鋪。從弄堂穿過來到北面,則是 2017 年黃浦區新打造的下沉式酒吧一條街——大同坊。

僅僅隔著幾步路,大同坊夜晚消費著 70 元一杯的雞尾酒,而吳宸華 3 元一斤的年糕能吃上兩頓。

弄堂起源于 1925 年修建的世界紅十字會上海分會,周圍的居民區圍繞紅十字會修建,吳宸華住的房子則是原來志愿者居住的地方。

房子從未修繕過,一樓是廚房,二三樓每層不到 20 平方。這些年家里一直擺放著三張床,吳宸華在這里生活的 69 年就是從小床換到大床的過程。過去三張床上睡著父母、 弟弟和吳宸華。父母過世后,多出來的一張床分給了弟弟的女兒。

在我們聊天的過程中,他的語氣夾雜了無奈的恨意。這或許是他一輩子的心情。生活的局促消磨著他:矛盾太多,然而無一可以解決。

局促的生活一部分源自父親的“資本家”身份——吳宸華的父親曾是上海一家機器廠的老板,1956 年的公私合營后,全家人的收入急轉直下,而吳宸華也與各種“上進”的機會無緣,既不能在工作上有什么升遷,也沒能享受到當年的單位分房。

世界紅十字會上海分會舊址

另一部分原因,則是家庭內部對拆遷的意見不合,以至于錯過了動遷的時間,他的家庭和弟弟一家被迫困在老房子里,如今動遷問題依然無解,自己也更無力獨自購買適合自己居住的商品房。

2017 年 1 月 8 號,弄堂門口貼出了告示——“93% 的人同意拆遷”。吳宸華對這一數字表示懷疑,他本人并未去投票。他在采訪中頻頻提到自己對當局的不信任,并習慣使用“舊社會”指代過去的生活,他似乎沒有意識到,盡管“新社會”早已到來,但他的世界和 30 年前在工廠時別無兩樣,他依然沒有找任何人談拆遷事宜,就像他從小到大意識到的那樣,“談了只是多事”。

吳宸華所居住的弄堂

我們用口述的方式記錄下了和他的對話:

我 1949 年出生,這個房子以前是我父母住的,是我爸用金條去換的,很老的房子了。原來是法國人在 1925 年造的。

我從出生就一直住在這里,住了 60 多年。我們這條弄堂是國際紅十字會建好后,再修了我們旁邊的居民區。我出生的時候紅十字會那里還有兩輛方形的救護車,是特制救護車, 有個別外國人,還能看到他們救人。房子前面還插兩個很粗的旗桿子。

原來我們這附近是老錦江飯店,經常接待一些重要來賓,所以考慮到政治審查和安全,那個時候地富反壞右,政審里面有材料的,比如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這些就不讓你住長樂路,叫你搬到重慶路的空房子,因為覺得你危險,這叫“內部控制”。

還有這附近的花園飯店,就在茂名路長樂路口,那個時候毛主席到上海來就在里面游泳,里面有一個標準的溫室游泳池。蘇修那個時候要打中國人,這下面還有軍事防空洞,每天晚上都要施工。

以前這房子里有我爸媽、弟弟、2 個妹妹,算上我一共 6 個人,后來我妹妹們結婚都出去了。家里以前我父母睡一張床,我一張床,我弟弟一張床,一共 3 張。現在也是 3 張,弟弟的女兒睡一張,我和太太睡一張,弟弟和他太太睡一張。這么多年就是大床變小床,小床換大床。

吳宸華所住一樓布局

現在家里就我和我弟弟兩戶人家, 五個人。我弟弟現在住在三樓,我住二樓,每層 20 平米,我侄女在后面一個小間 9 個平方,她現在讀上海大學,每個禮拜五回來 1-2 天,馬上又回學校去了。

以前我們都是去外面的澡堂洗澡,我弟弟原來搞裝潢,他現在在家裝了一個淋浴器,現在我們就在家里洗澡。我弟弟后來又搞了一個日本人的沖水器,就在原來的老式馬桶上再裝了一個,小便好了有水柱可以沖洗臀部。

“窮的一樣東西都沒有”

我父親原來是開機器廠的,廠里有五六十人。那個時候我爸爸被評為資本家,他每天都要被廠里斗,寫檢查,后來公私合營讓我爸必須把生產資料交出來,把廠交出去,他不愿意。這個廠是他自己組裝起來的,為什么要給你?做老板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很累。

我爸的工資也被改掉了,他沒錢了。最初我爸掙很多,一個月 300 多塊,公私合營之后少了很多,按家里每人 10 幾塊的生活費算,我們 6 個人就給我爸每個月 80 塊左右。我媽當時也沒有收入,經濟很困難。那個時候能夠生存下來已經很不容易了。

原來我們讀中國歷史講“四川(稻谷)一年熟,全國都可以用,” 只要四川一年能豐收,全國糧食都可以充足。但到了三年自然災害,我們就拿一點菜皮,拿一點面粉揉在一起吃。相比起來,國家還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上海。怎么保護?那個時候香港如果有一點親眷,每年會寄一點港幣和物品過來。我們鄰居有親戚在香港,他們看到我們過的很艱苦,就說“油你拿一罐去”,就是放在鐵罐子里的熟豬油。

吳宸華的廚房

那個時候窮的一樣東西都沒有了,一個人只有幾兩肉片,糕餅也沒有票。所以我們這輩人很少亂花錢,我們不主張。現在你們福氣的不得了,麥當勞不管好不好,樣樣東西只要有錢就可以買到。

當時考慮到家里太困難,我中學一畢業單位要我,我馬上就去上班了。我本來在上海南昌中學讀初中,就在復興路上。因為搞文化大革命,學校都關門停課了,本來應該繼續讀高中,但文革了誰在讀書? 1966 年文革開始,學校就不上課了,他們在學校搞各種派,造反派,斗老師,斗校長。

上班后不管怎么樣,每個月有一定的收入。不管多少,就算是 20 塊錢,每人生活費 10 塊,20 塊我可以養 2 個人了。弟弟妹妹鞋子沒了,每 2、3 個月我可以給他們買一雙鞋穿。

1968 年我畢業分配到膠州路長壽路的紡織廠,以前日本人叫內外棉 13 廠,14 廠,后來改叫國棉一廠。那里面以前大多數都是蘇北到上海逃難的人,解放以前就跑過來了。 紡織廠溫度很高,我就給車間降溫保養,讓車間保持一定溫度。

1970-72 年蘇修珍寶島事件以后,蘇聯要打我們了,國家那個時候很虛,號召我們戰爭一發生就到地下室去,所以我們廠里每個工人都要做磚,挖防空洞。我當時下班就給他們做磚做幾個小時,義務的,沒有錢。

長樂路 272 弄中和邨

當時吃不了飯是一方面,精神上面有很大的打擊。資本家的孩子,單位里誰喜歡你?絕對不會重用我。那個時候還有自行車票,買自行車要票,不是有錢就可以買。買糕餅也有糕餅票,有時候單位有這種票,他們說給誰就給誰,絕對不會想到我。比如 10 個人里面有 2 個人是干部的小孩,就發給他們,資本家、地富反壞右就不會想到。

我在紡織廠從 1968 年,一直工作了 24 年,到 1990 年左右。我一直做工人,沒當上干部。我做了 20 多年,每年應該有年休假,一樣也沒有,我能夠活下來也不簡單啊。我也不能和領導過多的爭,我不去找他們麻煩。

我家里條件稍微變好是 1978 年政策落實了。原來我父親每個月 300 的工資,上交了機器廠以后,減到 80 塊,每個月就無緣無故扣 200 塊,扣了我爸 10 幾年的工資。后來政策落實就把扣掉的錢還給我們了,200 塊一個月,1 年 2400,10 年 2 萬 4。我并不覺得多。

后來七幾年的時候要在閔行區造四個大廠,中型機械廠、人民電機廠等等。搞電機我爸爸是老本行,應該叫他去指導,結果叫他去給挖土, 打地基,去做苦力。

1990 年以后,我換了一個單位到銀河賓館,在延安路中山西路上,現在改名叫新業中心,就在虹橋賓館旁邊。正好那里新建的賓館需要中央空調的操作員,我在紡織廠也是做供暖制冷的,正好對口。紡織廠沒有分房子給我,我本身就不開心。

政策上每個人 4.5 平方米以下的住房才能分,如果沒達到這個指標,你談也別談。那時候我又是資本家的孩子,實際上我自己很知道,談了只是多事,就沒和他們談。我同事都分到了房子,不管他們分的好還是不好,總歸分到了房源。

吳宸華的客廳

那個時候 90 年代初工資比較高,獎金也高,因為改革開放后,臺灣老兵可以回上海探親,所以賓館效益很好。外國人也到這里旅游,香港到大陸來投資也很多了。

我可以說我在銀河賓館的三五年里,沒有人偏見我,我的工作性質也絕對好,因為我管的是這么大一幢樓的中央空調,我們有三十二層樓,整個賓館 800 多個員工。冬天保暖、夏天冷氣都是我操作的,領導也比較重視我。當時有很多福利,洗澡洗頭都是免費的。

由于我父親是資本家,所以我媽一直都沒有工資,考慮到職工家屬最后就只能拿 100 塊的生活補助,但不夠用。我那時候在銀河賓館工資還可以,我就補貼她。我在賓館一個月 3-400 肯定有,好的時候 5-800 塊。之前紡織廠倒閉后,就給了職工 2-3 萬,工廠就不管了,那些人都下崗了。我那時候還好一點,提前跳槽了,但是以前文革渡難關的時候我們借鄰居的幾百塊也要還,所以是一言難盡。

“在同一塊土地上住了 60 年,我就是當然的主人”

我們是長樂路 272 弄,旁邊是 236 弄,動遷主要就是這兩條弄堂。弄堂里的房子基本都是承租房,沒有私房。承租房就是國家房管局的房子,我們從國家那里租的。我每個月給國家 100 多塊的租金,這么多年一直這樣,沒有過分的漲。

現在就我和我弟弟兩戶人家住這里,原來承租權是我父母,租房卡也只有一張,我們沒有房產證,現在動遷是一本租房卡只給一套房子,所以會出現很多問題。給我弟弟一套,那我住哪里?我不可能睡在馬路上。

每一次上海動遷,誰也搞不清楚這政策怎么訂的。你要拆房子,住在里面的人又沒有相應的房子給人家,你叫人家住哪里?杭州是兩樣,杭州如果要拆,總有相應的房子,或者你不要房子,適當給你一筆錢。現在沒有房子,錢又給的很少,誰愿意拆?你說給人改造房子人會不喜歡嗎?但是不能把改造房子作為地區領導盈利的手段,很多事情都是這樣搞壞了。

我想搬走,但是條件要稍微和我們接近一點。最起碼我們兩家人有基本的房子,不說很大,兩房一廳或者兩套。遠也要遠到一個界限,遠到太倉,太倉是江蘇省了,之前合肥路拆遷就搬去太倉了。但是長樂路這里是上海最中心的地方了,你說我會答應你的條件嗎?

272 弄通向巨鹿路的弄堂

現在都還沒談到這個地步。去年 8 月份他們來敲門就把戶口簿拿去復印了,他們后來也沒來談,實際上我也沒跟他們談,也不想跟他們談,因為他們有什么條件我也知道,和我們的要求是談不下去的。他們單獨找我的弟弟也沒用,我們住在一起的人,如果有一個人不同意都不行。

我弟弟的意見?我們沒有商量過。我們不去講這個事,因為會尷尬。我和弟弟談總歸要談,我弟弟也覺得分到我們理想的房子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也不急于講這事。我們認為住在這個環境很好了,為什么要走來走去?房子是拿來住的啊。

如果把我們趕走了,這里能發展很快很好,我還可以說是為了國家的利益,但現在要在這里建設什么也講不清楚。去年貼告示說這里 93% 以上的人同意了,誰來監督這個 93%? 說 93% 就是 93%?

我有兩個妹妹,一個現在蠻好的,一個就不太好。一個搞股票買了房子,在瑞金路南邊買了一套,2 個都是 170 多平米,她到江西宜昌也買了一套。我也不羨慕人家,我也不希望再怎么樣。

另外一個妹妹在南市,這次生病住在青浦的護理醫院,她和她老公的工資都拿來付護理醫院的費用,動遷的房子兩年后才給她造好。

妹妹跟我們講過想遷(戶口)進來,動遷了大家可以分點房子,但我們知道是不可能的。現在國家都有檔案,政策上是不允許的。如果她沒有房子還有可能,如果她有房子,是絕對不可能了。

而且遷戶口進來要影響我們分房,誰同意啊?如果給我們 1000 萬,原來是我和弟弟 2 個人分,一人 500 萬,妹妹進來,每個人只有 300 多萬了。我不是要這個錢,實際上我是想要個安定的居住地方。他們也不可能給我 1000 萬,如果這么做,以前拿 60-70 萬搬遷的人要造反。我一分也不要,你就給我一個適當的居住條件。但是現在一樣東西也沒給我。我除了有這個房子的價值,我還有土地的價值,我在這個市中心的土地不算嗎?我在這里住了 60 年,在同一塊土地住了 60 年,我就是當然的主人了。

什么叫“都是國家的”?我也是國家的。

吳宸華廚房一角

這里有很多人喜歡拆遷,特別是住小房子亭子間的人,因為都是國家分配的。國家當時把這種 13-14 平方的小房子分給沒有房的人,所以這些人住進來一分錢也不花。現在他們就等著拆遷,因為又能拿錢又能改善房子。但我們住進來是用金條跟二房東換的,60 多年國家沒有給我們分過房子,一個平方也沒有,我為什么要同意拆遷?我認為是無理的。

向朝北面(靠巨鹿路)的房子都是國家分的房子,住在里面的大多都是外地人,有些人做老師退休了工資又高,外面貸款也買好房子了,掙錢了已經搬走了。北面現在很少有人住了。朝南面(長樂路)的房子價格更高因為是主要街道,但南面的上海人每個月緊巴巴的,上海人都還買不起房。

“上海人的住房是全世界最困難的”

原來說這兩條弄堂會拆,后來他們又說要保留了,因為有代表性的類似紅十字這種房子不能拆,就決定不了這個事了。 1949 年小兵住進去了,現在就是當兵的后代在住。這個房子到底是誰的房子,沒有領導知道。

其實 2007 年就說要拆,我們每個月的水電賬單,從 2007 年到現在就沒有寄來過。去年來搞了以后,說房子要保留,又不拆了。我也不考慮買房,我也不相信他們的政策,因為他今天這樣說,明天這樣說,我也實在吃不準它到底怎么樣。

07 年第一次動遷的時候,已經有人拿了錢到外面去買房或者租房了。我們這里的 272 弄 10 號所有的人都走了,里面是空的。他們當時一共拿了 70 幾萬,不是很多,他們出去以后還想回來問他們(政府)再要錢,但他們就不給你了。

2007 年我沒搬,因為錢不能解決我家里的事,家里每個人的要求不一樣,70 幾萬不夠 。

你想想我的工齡 40 多年了,才有現在不到 5000 的工資,如果沒有四十多年,工資只有 2-3000 塊。當時上海支援內地的人,比如到成都、貴陽、蘭州去,現在一個月也只有 2000 多塊,到安徽去支內的才 1000 多塊。你去看看每個星期三,江西路福州路早上 10 點,他們就向上面反映情況。外地人都認為上海人工資很高,但是上海人必須有一定的工作履歷才有很高的工資,有很多都是誤導。上海人的住房我也可以說是全世界最困難的。

2009 年,我母親摔跤了以后要住院,她是上海人,但是沒有勞保,也沒有醫保,那個時候正好醫療改革,她自己一張卡里只有 500 塊社會救濟金。現在也不是所有上海人也有醫保,必須繳費才有醫保。

我現在一個月 4000 多工資,我中午就吃燙年糕,黃芽菜加點肉絲。其實我平常除了看毛病的醫藥費,其他也不用錢了。我現在歐洲、德國、英國也去過了,去年英國脫歐,英鎊最低的時候我去了英國,花了不到 2 萬塊。

這里是中心城市,我和我太太住 20 多平米還好,我們也沒有孩子。小,但蠻自在的,習慣了。稍微擠一點就擠一點,你叫我搬到很遠,現在我們上了年紀,血壓高,有毛病,現在看病就去瑞金醫院,就一站多路,如果我們搬很遠,看毛病也不方便。

最好是能搬到近一點的地方,就像大沽路的凱德中心他們肯給我們嗎?肯定不的。或者就像董建華弟弟造的茂名公寓,對面就是新錦江飯店。但是我也知道給我這個地方,我也住不起,物業管理費也很厲害。他們不講實話,我們也不講實話,這就很難講。

作圖:林玉堯

題圖: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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