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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海到紐約,55 歲的他一直在逃離“那種生活” | 房子和我們的生活?

文化

從上海到紐約,55 歲的他一直在逃離“那種生活” | 房子和我們的生活?

李麑2017-11-23 07:00:02

房子是人類可以消費的最大商品,它也是個人生活變遷的見證者之一。好奇心日報會進行一系列以房子為線索的報道,看看過往發生了什么。

到了總結一段歷史的時候了。

我們的大多數讀者只是經歷了這段歷史的尾聲,大部分故事是由上一代寫就。

我們希望傳達的是它最有價值并應該傳承的那一部分:篤信進步、發展;社會會持續不斷為個人提供更好更大的空間;努力,并且獲得相應回報;自由是可爭取的,堅信我們最終會到達。

其實這就是普世價值。

當“歷史”這樣的詞擺在我們面前的時候,往往為宏大敘事所覆蓋,我們希望用更多微觀層面的采訪,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梳理。

我們從個人生活中關注度最高的“房子”入手,開始這個記錄。


55 歲的鄭耀華已經在紐約生活了 14 年,他在當地一家媒體公司做電視制作。

幾年前他開始用上海話寫歌,回憶一個生活了四十多年的上海。從位于繁華“上只角”背后的酸臭后街,到鄰居家駝背的寧波老頭,他說自己想寫一群“沒出息的人”。比如《流氓老了》,寫的是一代已經禿頂或跔頭縮頸的流氓,“上山下鄉勞改去,讀書參軍沒這命,結婚沒人,頂替沒戲,工傷回來做點心”。

“上海話說‘吃生活’,就是受苦,受社會的苦,年輕的時候看著別人吃生活,中年了被別人吃生活,老了還希望能給別人吃生活”,鄭耀華說這是他想寫的“落者”(loser)。

他稱自己也是落者之一。2003 年像“腳踩西瓜皮”一樣逃去了紐約,那時“北京人在紐約”、“上海人在東京”的出國熱早就褪去了。

去了紐約的他沒有加入洋人圈、華人圈,干脆沒了社交圈,安心做起了中年宅男。每天在 Queens 租下的公寓和曼哈頓的公司之間兩點一線,銀行存款不過幾千美金。“這放在上海簡直可以跳樓了,但在紐約,似乎很多人都這樣。”

他不避諱自己成了一個“凍齡”的人,當初努力想從一種被定義得好好的價值觀、生活方式中逃出去,也沒能找到另一種所謂的成功模式。

因為一些家事,他在 11 月從紐約飛回上海,空閑下來帶我們從童年熟悉的合肥路走起,發現當年的參照物、坐標系都已失靈。

合肥路 376 號,建于 1928 年保存至今的花園住宅

以下是鄭耀華的口述,你可以通過這種方式來了解他:

“上只角”里的酸臭合肥路

現在的年輕人好像比我更懷古,一說起合肥路就能想到這里有一棟洋樓(合肥路 376 號)。我們小時候沒有這個概念,不覺得美,只覺得暗,沒有任何浪漫的聯想。現在網上很多人動不動就說“我們再也回不去了”,問題是干嘛要回去?

小時候我在合肥路 400 號住過,現在提起(相鄰的)淡水路、復興路都覺得是“上只角”,但以前合肥路是臭的。從馬路菜場的腥氣、臭味開始,到“亞洲制刀廠”,磨刀的機油一路漫到街面上。還有倒糞站、墨水廠、煤球廠……它非臭不可。現在回想起來很可怕,一下雨小孩子可以蹚水,還開心到不行,水能沒過小腿,你想想那是什么質量的水?!

我記憶中第一個家也在這附近,盧灣區靠近光明邨的位置。(后來鄭耀華問了媽媽,小時候居住的亭子間位于“維厚里”,這個被標記為不可移動文物的民國住宅區,現已拆除。)

上海人愛用“屁大的地方”來形容小,小時候,我們家搬來搬去一直都是在這樣屁大的地方,也沒搬出過這個地方,到美國之后我才學會了一個詞 Block(街區),其實就是四條馬路(合肥路、馬當路、黃陂南路、復興中路)切出來的一個方塊。

6 平方米的亭子間

第一個房子是亭子間,6 平方米,一張床、一個圓桌,三口人,那時候我弟弟還沒出生。

等到讀小學,我們搬到了合肥路 400 號,一個 8 平方米的石庫門前廂房。我說不上來石庫門的名字,不像后來提某某里、某某邨,或者商品房小區的名字。我們小時候就用人來標記,“某某家的弄堂”。

馬路對面是棚戶區,我媽小時候總說“對面別去”,小時候怕我走丟。現在想來其實是暗暗存在一個階層。當年的歧視不在于窮,而是亂,合肥路很窄,像是一個結界,我們和對面是不交往的。

后來改革開放以后,香港的“大班”進入上海市場,就在倒糞站旁邊起了一幢樓,當時覺得好惡心,一個賣糕點的。現在去看,大班、倒糞站,什么都沒有了。

讓我回憶童年這些位置真的很困難,那些坐標系、參照系全部都沒有了。

“看啥?阿拉回去!”

我父母是雙職工,讀小學之前我一直住在外婆家,基本沒怎么上過幼兒園,就像我歌里寫的那樣,外婆家就在今天南京路置地廣場的位置。如果說置地廣場像個模型一樣把原本的大樓全部壓扁,我外婆家的房子就被壓在那下面。

今天看來,當時的南京路根本算不上繁華,小孩子仰頭看也生怕會跟著這些大樓飄到天上去。一整條街全是商店,從店的密度、人的密度來看,足以算是熱鬧了。我只記得南京路上有一間玩具商店,喜歡它的原因并不在于可以買到什么新奇的玩具。我知道家里的條件是買不起的,當時也不覺得失望,只是因為需要被大人帶著一起去,才覺得稀奇。

南京路外婆家

我還記得南京路的煙花,其實看煙花并不能站在南京路上看,要站到背后的山西路上。放煙花的位置是在人民廣場。當年的人民廣場不像今天這么擁擠,一片空曠。煙花的炮大概就架在那里。我們站在山西路上直直地看著人民廣場方向,可以看到很近處的煙花。后來成年以后,哪怕到了美國,朋友說今晚要去放煙花,我一點興趣都沒有。再沒有一樣東西會像當年,煙花好像在我頭頂上炸開,那么大,那么近。

放煙花的時間點應該是在國慶。如果我沒記錯的話,絕不會是在過年。那時候,春節的地位還沒有那么高,它沒有政治地位。

孫中山故居(香山路 7 號)也是一樣,我的中學就在孫中山故居的隔壁。我們讀書那會兒沒有今天這么熱鬧,如果門口有人聚集,肯定是政府組織的參觀學習,或者接待外賓用的。我們是沒辦法逛的,那畢竟是國民黨的領導人。

南京路上的熱鬧還有一次,歡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我爬到櫥窗的橫檔上,想在人群里找到我的小阿姨,她要去江西插隊落戶。我很興奮,吵著要來看游行,沒等找到她,就被外婆拉下來。

“看啥?阿拉回去!”她用潮汕味的上海話罵我,還掉了眼淚。

我這才意識到,滿大街都是鑼鼓聲,但對我外婆來說,這是一個悲傷的事情。那已經不是第一屆(知青)了,前幾屆鄰居家有小孩被送出去,傳回來的消息都是苦,苦得要命。

游行隊伍里看到什么畫面我全都不記得了,無非是穿軍裝、扎著皮帶、帶著軍帽,年份我也記不清了,只有那句“看啥?阿拉回去”記得最清楚。

“在那些被我們描述成滾滾洪流的歷史里,你會發現有那么多氣泡”

外婆家在一幢外表看起來很氣派的房子里,有大理石的樓梯,人可以從很寬的扶手上滑下來。它和今天很多百貨公司的結構一樣,有一個巨大的中空天井。不同的是,圍繞天井的是密密麻麻的住家戶,都住著工人、平民。上海人說“鴿子籠”,一來小,二來密。我外公外婆是從廣東潮汕逃難來的,來上海討生活,單位分到了這個鴿子籠。

后來為了寫歌我還特意查了資料,這幢樓在民國時期是金融交易大廳,沒等解放就被分割成了無數間,最開始是公司,后來成了住家。不知道還能不能找到那張圖,樓里面密密麻麻寫了很多公司的名稱。

從我們住的那間鴿子籠還能看到天花板,露出的是非常大型的西洋式浮花,像是布頭上的紋樣。

這里沒有單獨的廚房,甚至連公共的灶披間也沒有。走廊就成了大家的灶披間,每家門一開,走廊上緊靠著中空的天井就是自己的爐子,煤球煤餅就放在邊上。如何利用逼仄的空間就需要考驗各家的“本事”,一個成年人伸出一條胳膊,這就是屬于你們家的“合法”寬度,另一條胳膊再不能伸出去了,那是鄰居家的了,不能越界。

戶與戶之間的“墻”是三合板,不隔音,輕輕敲一下能感覺到板壁的晃動,不是說它不牢靠要塌了,而是說有彈性。周圍幾乎沒有什么實實在在的墻,起碼三面都是軟軟的東西。

三合板的另一邊,一戶鄰居是一位老太太和她的三個子女,從沒見過她家男主人。我們叫老太太“朱師母”,很多年之后聽人說,她是亨得利鐘表店老板的姨太太,第幾房我就不知道了。

“哎呦,隔壁五號生爐子了,趕緊把門關起來”,這是當時的記憶。走廊里有煙是很正常的。你能想象那種場景嗎?大大的穹頂是西洋花紋,地下原本是可以跳舞的大廳,巨大的地磚,這很怪異,怪異透頂。我不知道隔壁那位朱師母是怎么想的,她應該見過“不怪異”的場景,但對我來說,世界就是這樣的。

就像現在我在紐約看到老外的孩子,冬天的室外,我穿的是牛仔褲、羽絨服,老外的孩子睡在嬰兒車里,只穿一條單褲。一蹬,腿全部露在外面,我看著都冷。但對他/她來說,這個世界的溫度可能就是這樣。

鄭耀華在紐約拍了一組陌生人的背影(圖片 / 鄭耀華
鄭耀華在紐約拍了一組陌生人的背影(圖片 / 鄭耀華
鄭耀華在紐約拍了一組陌生人的背影(圖片 / 鄭耀華

朱師母家的三兄妹和我阿姨是同齡人,他們有一臺相機,經常帶著我到處去拍照。這個世界現在看起來很尋常。這一家的政治地位完全是黑色或者至少是灰色的,據說抄家就被抄過兩次,但相機竟然還在。他們在走廊里傳來傳去,也不大避諱其他人,還隔了一處暗房,自己洗照片。

我不記得是海明威還是誰曾經說過,原話記不清了,大意是,你再看這鋪天蓋地、摧枯拉朽,整座城市變成地獄,這個過程一樣有旁觀者,他們會在這個事情之外。當我們定義,那一天慘,那一段日子慘,這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你再看每一個人的遭遇、細節,還真的就有“例外”。你注意,這是打引號的“例外”,說它“例外”是因為長久以來我們太概念化了,就像你也不能反過來用這些“例外”來證明那個時代沒事。這才是生活的面目。

還有一個“例外”是一個寧波老頭。他是后來合肥路 400 號的鄰居。據說他家因為有國民黨軍方背景,解放后坐了幾年牢,等放出來的時候得了一個畸形的形體,整個人像是一個 V 字,由頭到臀部,脊柱全部變形。躺下也是那個 V,沒辦法躺直。我沒想過問問他的故事。印象中,他總是在看書。

這也是我們可能會覺得驚訝的部分,不是一片肅殺嗎?什么都被封殺了呀!但就是這樣一個四類分子,可以算作是地獄的最底層了,可以在家里公然地看當年被認作是“封資修”的禁書。什么《青春之歌》,當年也被認為是摻雜了各種資產階級情調,也是毒草。更不要提西方,《斯巴達克斯》、《卡門》,完全是反動的,但他就在家里看。還有一些比我大一點的青年,帶著書來和他交換。他家甚至有大英百科全書,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我也把寧波老頭也寫進了歌里,這才是我真正感興趣的部分。在那些被我們描述成滾滾洪流的歷史里,你會發現有那么多氣泡,每個氣泡里面都是個小世界,仿佛和洪流沒什么關系,洪流也沒把氣泡壓扁。

朱師母的政治成分可能比寧波老頭還好一些。(資本家的)家眷也算是受壓迫的吧,可能態度上會寬大一些,那時候劃分得很細。寧波老頭,還坐過牢,那就是真正的“壞蛋”了。但他也能生存得和朱師母差不多。我在他家看過很多書,他的兒子每次從農場回來都是我“開眼”的機會。他喜歡畫畫,照著書里面的畫臨摹,全是外國人,穿著拿破侖時代的那種裝束。

礦石機(圖片 / sina)

“你什么意思?‘嘎嘎’有什么意義?”

當然謹小慎微還是有。那時候有礦石收音機,我們買不起,我的小舅舅讀書挺好,自己動手組裝了一臺,藏在閣樓上。他不知道從哪里還弄來了一個耳機,放在今天看估計也會覺得很拉風,很寬很重。很可能是抄家抄出來的,流到了舊貨市場,可能很便宜的價格就能買到。

有一次我阿姨要給我聽外國歌,還提醒“只能聽一兩分鐘”,作為小孩,其實我也并不是很要聽,只是覺得好奇。結果那次把她嚇個半死,聽完才發覺,外婆家窗戶正對面是另一棟樓,正對著別人家的窗戶。 我們剛剛帶著耳機聽的這個動作,很可能讓對面人家看到了,搞不好會被舉報是在“收聽敵臺”。

我還記得當時她非常緊張,一直在猜,剛才有人嗎?有沒有被看到?相互檢舉揭發是文革時期非常普遍的社會風氣。

其實對普通人來說,他們才不關心什么“敵臺”,聽到哪怕只是言辭上一些反動的東西,嚇都要嚇死了。

那會兒離文革結束還早著呢,但其實到了后期,社會風氣不大一樣了。人們都知道,上海話叫“瞎搞”,開頭人們還會跟著大潮走,即使有些人是冷漠的,但還是會跟著大潮走。但走著走著就疲了,不論上面再怎么號召,一旦有人意識到“這不過是在瞎搞而已”,就不再會跟從你。那種狂熱,無論是被鼓動的還是自發的,火已經熄滅了。

我還記得文革后期遇到一個很不同的語文老師,他讓我們練筆,隨便寫什么。你可以寫今天太陽曬在身上很熱,只要你能把這種對熱的感受寫出來就行,或者昨天看到一個人做了一個滑稽的動作,你能寫出來讓大家覺得這確實好笑,就可以了。

他不是直接說,我們不再革命的題材了,而是跳出這些,不要你有主題,愛寫什么寫什么。

在那之前我們的老師可不是這樣,可能今天還有,我還記得一次中學練筆,別人會用“他有點猶豫地站起身來”,我不想用“猶豫”這個詞,寫成了“他站起來,椅子嘎嘎響了一陣”,老師用紅筆圈出來“嘎嘎”,旁邊批語“你什么意思?‘嘎嘎’有什么意義?”

當時一霎那的想象是,一個人站起身,很慢,那種老式的椅子會發出聲響。我想靠細節的堆砌來刺激你,和我發出一樣的想象。今天我寫歌也是這樣,但說不定這是徒勞。

合肥路 400 號石庫門 8 平方米的前廂房,右為 L 型的閣樓

“我們這一代人沒有自己的空間”

我們一直住在屁大的房間里,從 6 平米的亭子間搬到 8 平米的石庫門前廂房,從三口人變成四口人,家里幾乎轉不開身。我爸爸很會做工,找了幾個同事來幫忙,打了閣樓,一個“L”型的轉角閣樓,我和弟弟睡在其中一邊,另一邊用來堆雜物。

我們這一代人當年最大的煩惱就是沒有自己的空間,這是你擺脫不掉的。

要空間來做什么?講不清楚,其實我們也不要寫作業,那個年代沒人要認真寫作業。這可能就是屬于青少年的要求。不像今天,孩子幾乎一出生就有了自己的房間,他們沒有這一重煩惱。這對我們來說是最基礎的煩惱。

八十年代我考上了上海師范學院,開始自己寫歌,還組過樂隊(1986 年“四個耳朵”),自以為自己在做很現代的事情。但在寫歌的時候,耳邊伴奏的是我媽媽愛聽的越劇、滬劇,她在做縫紉,我也沒有耳塞,最多只能躲到閣樓上去。

但這很怪異,上海人覺得,閣樓只是一個睡覺的鋪,沒病沒災大白天躲在床上,這很不正常,只能偶爾為之。即便是在閣樓上,那些聲響也還是會傳過來,現在想想不可思議,旁邊有人大聲唱,你要自己作曲,還要哼對音。當年我們就是這么過日子,扛過來的。

只能索性躲進一個更大的空間里,沒事跑去外面晃蕩,馬路上全是陌生人,這才能獲得一些屬于我自己的空間。不是只有搗蛋的孩子才這樣,好學生也是如此。我逛馬路沒有特別的去處,就是晃蕩,最多去一個父母不在家的同學家里坐坐。可能到了大一大二,國家形勢變了,有了迪斯科舞廳,年輕人會去跳跳舞,但那不是我的愛好,也不太會去那樣混雜的地方,人們認為,那里地痞流氓什么亂七八糟的人都有。

后來一個很要好的朋友去了美國,他原本就住在我同一個 block 里面,出國之后就把那間房子留給了我。不是租,免費住,我這才有了自己獨立的空間,這是很奢侈的幸福。現在我住在紐約皇后區,房東還是他,他比我早去美國十幾年,很努力,過的很“當地中國人”,有幾處房產。

這趟回來上海,現在“新房子”的老化速度讓人吃驚。我結婚以后曾在復興路分到一間房,后來為了蓋商品房拆掉了。前兩天經過那里,我吃驚的不是它又被“埋”了,而是當年埋我的東西自己都舊了,不過幾年時間。

剛到紐約一年多,一個當地的 ABC 問我,為什么喜歡紐約。他不懂紐約有什么值得喜歡的,我說就是因為它亂七八糟啊。以前我在南市區(曾經包括老城廂、陸家浜和浦東上南的市轄區,2000 年被取消,分別并入黃浦區和浦東新區)電視臺工作,記錄人家怎么反復論證老城廂的改造。雖然里面有很蠢的部分,但總體上還是在認真討論怎么去保持中國特色。當時耳朵都聽出繭子來了,覺得就應該這樣,結果去了紐約,發現人家就是亂來的。所謂的亂來,就是“并置”,很古老的教堂旁邊,突然來個玻璃幕墻的大樓,總體上是雜亂的。所以你能看到一座城市作為一個生命體是怎么走過來的。我擔心中國以后就沒有這種了,為了新的東西,老的統統抹去。

“逃出去”

我出國是在 2003 年,剛好有個同學先去了美國,在紐約一家媒體里工作,后來引薦我過去。

上海人說“腳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我就是這樣,出國前后沒有考慮,單純就是想去看看,真正西洋的世界我沒看過,讀了那么多翻譯的小說,盡管我英文很爛,但知道那么多國外的街道名。

當然還有一個原因,我不喜歡我在上海時周圍縈繞的那種氣氛,很世俗。“世俗”不是貶義,而是普通人過日子的氣氛。房子、車子,所有人都在定義“你該怎么樣”。如果到了一個新的國度,那些始終包圍著我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人際關系,是不是可以脫離開來?

到了紐約,沒人在意你的穿著、行為方式、怎么過日子、怎么攢錢、什么時候得去追求什么東西,好像你不買房子也沒人說你。這只是個例子,雖然實際上,不買房好像真的不太對。但起碼沒人會質疑你,“怎么可以不買房子”?!

2003 年鄭耀華只身前往美國,在紐約皇后區租住的一個房間

上海的環境最后肯定需要你是一個勤勞的人,老阿姨都很有追求,但我不是。有的時候你覺得上海變得很厲害,人也變得蠻“舒服”,但有的東西就是沒變。這趟回來,一天晚上八九點鐘,一條漆黑的小路上,兩個中年婦女走過去,“哎,伊個房子……”,再來一個老爺叔,還是“房子”。總能聽到這個詞一下子炸出來。

但我也釋然了,談房子如果有收益也挺好,但如果永遠得不到但永遠還在聊,也挺不健康的。

去了紐約,我幾乎沒有圈子了,我和最好的朋友甚至可以半年都不說上一句話,旅游的沖動也沒有。

去年回國有一霎那的自在,一天晚上我和太太漫無目的地去逛南京路,以前我們從來不逛街,淮海路從來不去,兩個人都很宅,無論是在上海還是紐約。走了幾個小時,像戀愛的時候一樣,那條路上沒有人認得我們,沒有人管我們。周圍的一切和我沒關系,暫時我也不需要去操心紐約。這是一種很怪的“虛脫”。可能本質上我還是那個中學生,還沒長大。

紐約背影(圖片 / 鄭耀華

如果說有什么讓我產生“留下來”的意愿,就是女兒。我能感覺到女兒在上海會很累。她在這方面可能和我有類似的心理障礙,經不起突然給你的壓力,“快快快,算出來算出來”。

這是一種技能啊,就像小學時候給你 100 道題,掐著表來。不能說這是什么對應試教育壓抑人性的反抗,別抬得那么高,大家都是這么過來的。其實就是這方面的心理素質不行,她可能和我一樣。等我先去了紐約之后就想,說不定可以改變呢。

等我太太問“你覺得那邊(紐約)怎么樣?”“我覺得蠻好呀”,就稀里糊涂地過來了。當然我不后悔,女兒在美國一定得到了她在國內得不到的東西。至少,那個嚇人的東西沒了。

我一直說其實我就是“逃出來”的,可惜我也沒有什么積極的建樹,至少女兒前半部分沒受太多苦,至于后面會有什么幫助,你沒辦法推理。

女兒考大學的時候去了 Parsons 讀時裝設計,借了錢讀。四年讀完,就已經大言不慚地說“我是不會做時裝設計的”,她想做 Graphic Design。你必須得把她當成一個美國人看,沒辦法用中國人的那套,“花了這么多錢”、“合不合算”,沒辦法,說了也白說。

她沒有學過平面設計,只能陸陸續續幫人做實習,積累到現在已經有點東西出來,也拿了一些 offer。她讀書的時候,同班經常有比她年齡大得多的同學,好像在外面混完回來照樣讀書。所以她也不會覺得自己畢業兩年了還沒有找到正經工作是很怪異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今天在上海的年輕人還有沒有這種壓力,如果有,可能就算我賺到了。


作圖:林玉堯

題圖及 Banner: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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