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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出生,他是中國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大學生 | 房子和我們的生活⑩

文化

1954年出生,他是中國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大學生 | 房子和我們的生活⑩

溫欣語2017-11-09 06:20:38

房子是人類可以消費的最大商品,它也是個人生活變遷的見證者之一。好奇心日報會進行一系列以房子為線索的報道,看看過往發生了什么。

到了總結一段歷史的時候了。

我們的大多數讀者只是經歷了這段歷史的尾聲,大部分故事是由上一代寫就。

我們希望傳達的是它最有價值并應該傳承的那一部分:篤信進步、發展;社會會持續不斷為個人提供更好更大的空間;努力,并且獲得相應回報;自由是可爭取的,堅信我們最終會到達。

其實這就是普世價值。

當“歷史”這樣的詞擺在我們面前的時候,往往為宏大敘事所覆蓋,我們希望用更多微觀層面的采訪,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梳理。

我們從個人生活中關注度最高的“房子”入手,開始這個記錄。

1954 年,梁永安生于山東威海市 圖/sina

1977 年 9 月傍晚,云南保山市拖拉機廠的喇叭里傳出了當晚的新聞廣播,第一條消息就是恢復因文革而停止了 10 年的高考。梁永安記得當時自己走出廠外,站在兩層高的臺階上,“那時候我心里就感覺這生活要大變化了。”

第二年,他以云南省語文卷最高分的成績被復旦大學錄取。他花了 7 天時間坐火車和汽車才從云南趕赴上海。

從 1978 年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大學生到現在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梁永安已經在這里生活了近 40 年。他的住處也從最初宿舍里的一張高低鐵床,變成現在 69 平米的房子。而在此前的 20 年,由于父親工作調動,梁永安在中國至少四個省份換了不下 10 處住處。

梁永安 1954 年生于山東威海,他曾跟隨父母輾轉過南京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工程學院和西安軍事電信工程學院。在南京他住在土黃色、一溜溜的軍營平房里,在西安他和父親擠住過集體宿舍。文革一開始,梁永安一家人又被分配到了云南保山地區的黨校,住在華僑梁金山建造的四合院內。

梁永安在四合院內一直住到 1973 年,高中畢業,同年他和全國 89 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從保山到了云南怒江峽谷的傣族村寨。村里的墻由竹子編成,漏風,屋頂由茅草堆成,漏雨。但他并不覺得苦,因為“當時就覺得要改變國家,我們這一代一定要讓農村改天換地。”

知青結束后不久,梁永安就奔赴上海求學。他至今還記得 1978 年復旦校園里如饑似渴的讀書氛圍,路燈下、圖書館、教室的座位上擠滿了讀書的人。校園演講賽討論著“啟蒙主義、理想主義和民族命運”,但等 1986 年的應屆生進入校園后,這一景象不復存在。

路燈下讀書的人變成聊天,享受夏日閑適的人。學校一分為二,一派為“麻派”,打麻將,一派為“托派”,考托福。追逐享樂的同時又對未來惶恐不安,“美國”成了一種新的愿景和出路。

校園是當時社會的縮影,中國正從政治道德社會轉向經濟社會,后者以經濟和金錢為中心,極端時候更容易釀出悲劇。

梁永安最切身的體會是 1993 年自己最好的朋友在海南做房地產生意,1 年時間賺了 6000 萬元。一年后國家撤回投資,朋友的項目從每平米 6600 元跌到 1000 元,“他總是覺得到底了,到底了,到底了…沒想到會一再地往下崩潰,”梁永安說。

面對朋友的失利,他很遺憾,面對投機和以金錢為中心的社會,他更失望。他用“整個中國 80年代的理想都墜落了”來形容那段時期。他曾在江蘇江陰做過一年農村文化調查,也出版過文學書籍,但最終意識到這并沒有什么用,“90 年代以后就覺得我們不是這個時代的人了,你想的其實跟大家切身關切的并不一樣。”

社會依然按照經濟本能的欲望發展。

盡管梁永安的理想主義階段已經結束,但他仍然認為 50-60 歲的這代人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見證了中國最深遠歷史變化的一代人。

現在梁永安每天花 3 小時寫作,4 小時讀書,這是他常年累月不變的習慣。2010 年他在西塘古鎮買了一個 60 平米的房子,他喜歡在小橋和柳樹下寫作,他想在那里落腳。因為除了那里,他也不知道自己應該在哪里扎根。

以下是梁永安的口述,你可以通過這種方式來了解他:

山東出生,云南定居

我在山東出生,小時候在山東待過,它是威海那種鄉村的院落,因為風很大,冬天下大雪,石頭的墻都壘窗臺那么高了,很堅固。一進門就有一個小過道,為什么有這么個小院呢?因為我父親家境不錯,去讀了書,他讀書以后信仰共產黨,所以他很年輕 16 歲就跑去找共產黨了,所以我們家盡管以前是大地主,但同時又是共產黨的軍屬。那時候斗地主全部都掃家出去了,只給個破房子,但我們家還留下一個小院。

那個房子正面有三間房,進去一個堂屋,這面有一個臥室,那面還有一個偏房。它是一個院子,中間隔起來。當時我爸媽、奶奶,還有我和哥哥住在那里。

在山東威海,梁永安住在鄉村的小院落。

后來南京成立陸軍最高學府,我父親就到那里工作,離開了山東,所以我從小就在南京長大。南京的房子是軍營那種土黃色的平房,淺黃色的,一排一排。那時候一家人住一間房子,我們四個人就住在那里。學校很大,原來是解放軍總高級步兵學校,后來變成解放軍炮兵學院,現在是南京理工大學。

在南京我母親做大閘蟹我印象很深,因為小時候看大閘蟹黑黑的,怎么放到鍋里一會兒就變紅了,覺得特別神奇,一做這個就盯著看。那時候大閘蟹便宜啊,幾分錢都要不了。

南京的夏天很有意思,因為那時候缺石油,缺汽油,那么就燒煤炭,用煤炭來帶動發動機,所以路上的公交車都背著煤氣包在開,當時全國到處都是這樣的公交車。

1959 年西安成立了軍事電信工程學院,我們家又搬到西安去了。我媽媽就在城市北郊一個服裝廠那里上班,因為西安軍事學院剛成立,住房很緊張,我媽媽就在北郊跟農民租了一個房子。學校在南郊,離著一個城區。那是農民正兒八經的院,進去以后后院里有兩間房,就把后院租給我們。

我在那個院里一直住到上小學,那是 1961年,小學一年級第一堂課我發現,哎呀那個紙很黑,因為當時國家困難時期,紙很粗糙,只有第一頁印了紅色的國旗,還有“共產黨萬歲”,后面紙就偏黑。

第二學期我就轉到西安軍事學院的南郊來了,上部隊的子弟小學。有一次印象很深,那時候父親從食堂買回來的飯有青椒炒肉。當時一九六一年國家很困難,肉很少很難得,但是我吃不慣辣椒,我就把辣椒和肉倒到垃圾桶里了。我父親就特別生氣說:“現在很多老百姓都吃不飽,你還把這個肉都倒掉了。”

我在那個學校前后換了四個地方。一開始跟我父親在集體宿舍待過很短的時間,后來離集體宿舍很近的地方又給了一間房,二層樓。 一排房子,中間是走廊。樓下有空地,長滿草,后來我就自己挖地,種了一小片蓖麻,它會長蓖麻油,就是榨油的。后來我們又搬到果園附近,果園水果長得很大,蘋果、桃子、葡萄都有。最后我們就落定在離小學很近的宿舍區。

1966 年文革要起來了,后來我們學校,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再加上成都軍事電氣工程學院,就是現在的電子科技大學,三個學校一起脫軍裝。從部隊編制變成國防科工委下屬的三個學校,國防科工委屬于國防工業,但是不穿軍裝了。所以學校大部分留下的都是教學和科研人員,屬于軍隊的很多干部就要重新分配。

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 圖/cnr

當時幾個面向,去新疆支援邊疆,去云南,或者去廣西等等。云南保山地區的地委黨校缺人,所以我父親就帶著我們一家人搬到了云南。當時不一定想去,但后來證明去是對的。

去了就開始文革,如果留在西安的話就麻煩了,因為當時西安亂得厲害。批斗、打罵,對我們影響就大了,教育就會成問題。當時都亂套了,我西安那些小學同學都被弄到漢中去修鐵路了。

結果我們到云南這里,保山區它有一個特點,是漢族區,他們都認為自己是江蘇人,南京人...當年朱棣跟建文帝爭皇位,一大批貴族都被發配流放,趕到那里去了。所以他們文化傳統很好,非常重視教育,當地的中學保山一中水平也很高。我們去了以后,反倒人家抓教育抓得很緊,如果在西安就肯定學不到東西。

我們當時住的黨校原來是一大片老宅子,是資本家梁金山的。他是愛國華僑,很有錢,抗戰中還捐款修筑了惠通橋,跨越怒江。他以前是個苦力,跑到緬甸發的財。

他修的是那種舊社會的大宅院,要一進兩進三進,很大。三進就是進了一個院,里面還有一個院,再進去還有一個院,再進去還有一個,很厲害。旁邊還有偏房,一大片。他最后是住在第一個四合院的東面樓上三間,其他都給黨校了。后來我們也住在那里。

在云南,梁永安和父母住在華僑梁金山修建的大宅院里

院里鋪的都是石板,鵝卵石,周邊都有高臺,不是說一溜的。院子像個沉下去的院子,房子高起來一點。一家一戶是房間,從西面進去,因為中國古代很多四合院它不是從正門進,進去就能看到兩層的四合院建筑。不光是這些,它旁邊還有附屬建筑,還修了很大的荷花池,開滿荷花。

“一生都獻給邊疆,在這里待上一輩子,也覺得有意義”

1967 年到云南我已經要上初中了,但因為文革亂糟糟,中間就停了三年課。當時學制是初中兩年,高中兩年,所以中間停了三年,還折回來兩年。我就只上了一會兒小學,后來才恢復。?

我初中畢業的時候本來可以去當工人,但是我當時想讀高中,所以就沒去。原本盼望高中畢業后,也許正好能趕上恢復高考,趕上這一撥,沒想到高中畢業還是沒有恢復高考。

那段時間老師比較樂觀,就覺得國家越來越穩定下來了。1972 年北京也在討論,《人民日報》開始刊登更重視基礎教育的文章。我們就感覺文革的亂,逐漸要走向正常了,大家隱隱覺得好像要恢復高考了。

后來沒想到 1973 年高中畢業還是沒有恢復。1973 年 10 月,我記得很清楚,我就到怒江峽谷那邊勞動下鄉了。

也不能說完全失望,因為我初中畢業就寫了一篇小說投給省里的《云南日報》,后來還發表了。當時你能創作就很受重視,所以下鄉也作為重點培養。所以我一去就安排我做大隊的六七個村知青的頭,還做民兵連的連長。民兵就是打起仗來可以支援軍隊,平時也進行軍事訓練。所以我去的時候整個感覺不一樣,有使命感。

怒江峽谷?圖/ljjsly

那時候我喜歡讀哲學,政治經濟學,很有理想主義,覺得要改變國家。因為我們農業社會出身還很落后,所以就覺得我們這一代一定要讓它改天換地。那時候年輕很有這種火熱的心情。

當時號召“扎根農村”,我腦子里面就想,能當官上大學最好,但是不能的話,如果為了國家,一生都獻給邊疆,在這里待上一輩子,也覺得有意義。

我們就想改變農村,我們做新型農業改革,原來栽秧都是在水田里做秧苗,再拔出來栽,我們看了新的農業技術,在水泥地上,操場上做卷秧。我們就開始嘗試。知青有什么問題也來找我,有的拿著棒頭要去砍人,我也要去現場調解阻止。

我們一開始是四個知青住在農民家里的偏房,傣族都是院子。進去以后正面兩層,墻這一邊都是竹子編的,竹片編的透風,另外三面是土墻,上面是茅草。二層上面可以放一些農具和儲存的東西。

偏房往往比較簡陋,上面茅草的地方都可以看到星星,下雨的時候都會漏雨,但我們也不覺得苦,因為下鄉的時候就準備好了吃苦,條件肯定差,但是我們年輕覺得無所謂。那個時候我十八九歲,吃苦能力很強。

上山下鄉期間,梁永安和其他知青住在傣族人家簡陋的偏房里

總的來說知青有保障,每個月國家給我們每個人分一斤肉,一斤肉就到供銷社買,有定量,也有憑證。每個知識青年下鄉,國家還要發 300 塊錢,但不發在你手里,發給公社、生產隊,這些錢可以用來給知青蓋房子,后來我們有 14 個知青就拿這些錢新蓋了一個兩層的房子,上面是瓦房,外面就是大土墻。里面都是木板,因為當地的木頭很便宜,門面都是木頭。

上面四間,下面四間,木樓梯上,還有一個實木的窗。原來我們想女生住樓上比較好,男生住樓下,因為樓上都是木頭地板,但是后來當地農民不同意。他們覺得傣族文化里男人是天,女人不能在男人的頭上走來走去。他們說:“如果你們讓女人住在樓上,我們永遠不跟你們打交道。”哎呀,后來我們一聽,男生本來就想住樓上,就正好了。

那時候郵遞員送報刊,一個禮拜才能來一趟,所以我們就靠收音機來聽新聞,聽《美國之音》。我們每天聽,但不能公開聽,我們都是悄悄的聽很多消息。《美國之音》有英文也有中文的,大概就是分析中國政治,講中國政治的極左派,中共黑暗史...這跟我們的語言就完全不一樣了,就增長了另外一種語言系統,西方的政治話語。它還放港臺流行的音樂,很好聽。

上山下鄉那兩年時間,我在鄉村打開了完全不一樣的生活。怒江,高黎貢山,山上不同季節,不同的花。滿山的杜鵑花,映山紅,三月份沿疆的木棉花,都是先開花后開葉子,特別漂亮。那個時候不下雨,銀色沙灘,滿山都是橄欖樹,山楂樹和甘蔗林。

人非常自然地融入到大自然里,能感受到自然的豐厚,很開闊。所以我一直覺得人氣高,再猖狂,你也比不上怒江的這種永恒,這個我印象很深。后來我就特別喜歡大自然的,自然的東西,不喜歡做作的。

當知青的時候我第一次真正吃到自己種的糧食,自己種的菜,就覺得哎呀,親眼看到它種下去,長出來的大番茄、大茄子、青椒,你突然覺得這個味道跟買來的幸福感不一樣。你就意識到這個世界上還是自己創造的東西能給你帶來最大的幸福。這個觀念很強,所以我后來就不喜歡投機取巧,整天幻想不勞而獲的東西。沒有那兩年的上山下鄉就不可能有這些體會。

“這生活要大變化了”

當時規定下鄉年滿兩年后,就能被招工。1975 年 10 月,文革還沒結束,我就到了新建不久的拖拉機廠去做團支部書記,同時也學電工。

我記得 1977 年 9 月一個傍晚,我正在廠辦里抄一個東西,一邊聽著全國聯播的新聞,當時沒有電視,只有廣播。廣播里面我記得第一條就是恢復高考,從喇叭里傳出來了。我當時就一個人走出房子,站在兩層廠辦的臺階上,那時候我心里就感覺這生活要大變化了。

1977 年,中國恢復停止了 10 年的高考。?圖/ifengimg

我知道我肯定要參加高考,不一定能考上好的學校,但我覺得應該能考上,因為我哪怕是高中畢業下鄉的時候,我也是扛著兩大箱書去,每天晚上都看,保持了學習的習慣。

當時聽了新聞后就毫不猶豫備考,考試是 1 月,準備了兩個月,我那個大的弟弟也跟我一起參加高考。2 月份成績出來了,我被復旦大學錄取了,我的分數還可以,語文卷是云南最高分 96 分,考完之后還把我的分數登在《云南日報》上了。

那一年一千多人考試就錄了 28 個人,所以比例很低,但是我和弟弟都考上大學了,我爸爸就很高興,他真的很高興。

我記得我 3 月 3 號從保山出發,從保山到昆明走了兩天,坐汽車,當時交通全部是山道。昆明又停了一天,又坐火車到上海三天,到上海已經是 9 號了。我從 1978 年開始在復旦上學,一直讀到 1987 年年底,從本科讀到博士。

一開始我們住復旦四號樓,一個房間里有四張鐵的高低床,7 個人一間,有一張床可以放箱子,中間兩個長桌子連起來,進去很擠,只能從床和桌子中間溜進去。

我們班剛進校是 52 個人,后來有一批年齡大一點的上海人,他們的成績差一點,名額有限進不來,后來為了讓更多人讀大學就擴招,我們文學班也擴招了 20 個人,后來變成 72 個人。

我們那一屆的人學習很努力,如饑如渴,很珍惜學習的機會,也尊重老師,不像文革時候讀書人都是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現在老師都變成大學者,各個都非常尊敬。

大家都猛讀書,西方的名著、15 世紀、18 世紀...也讀很多哲學書、歷史書。圖書館、教室,位子都滿滿的,路燈下面,到處都是讀書的。那時候讀書的熱情特別高。之后的幾屆都很認真,后來從八六級開始就變化了,八六級就是應屆生了,高中畢業生。原來我們這一屆有 1966 年的高三學生,也有 1978 年畢業的高中生。我們班最小的同學 18 歲,最大的 34 歲。

但是到了 1986 年的時候,基本上都是高中生了,文化很不一樣。

我們那一屆還有家國情懷和理想主義,到了 86 年進校氣氛就變化了。因為他們的初中高中都是在改革開放以后,他們是 1980 年以后上的初中,整個社會風氣在變化,革命感已經下降了,主要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八六級就開始熱愛生活。最明顯的是晚餐后,原來大家都忙著找教室和圖書館,八六級那一屆開始老是在草地上,坐著一圈一圈的聊天,享受夏天剛開始,天氣暖和,大家很有生活的氣氛。女生穿著裙子,在草地上一個個坐著,大家都不像我們以前那樣拼命讀書。

以前那幾屆的人關心國家,啟蒙主義,理想主義,民族命運,宏觀宏大的這些…但是八六級以后就注重個體生存的價值,現代生活的多元豐富。

我印象中學校的演講大賽,我們這幾屆演講的題目都是《我與祖國》等等,八六級的進來,他們講的都是一些個人心情,有個女生她演講的是她從上海回南京的火車上,有一個男的行李箱裝滿了,手提包沒地方放,他就讓女生把腿抬起來。女生就站起來說:“現在的男性怎么可能要求女生把腿翹著,就為了讓你放包,不尊重。” 就是這樣的感受和話題,生活里邊的各種心情。

1977 到 1986 年間,校園里無處不是如饑似渴讀書的氛圍。圖/wcmi

后來時代的潮流就越來越從以前的革命化向世俗化轉變,從政治道德社會向經濟社會轉換。失望?我并沒有,因為我覺得人的解放,人的權利,人的豐富性我非常贊成,但是就希望一個人既有豐富性,也有國家民族的情懷。

一個正常的人必然是豐富健全的,健全包括作為一個公民的承擔,也包括生活的健全。所以我們當時也形成一個觀念,就是一個好的國家,一個好的社會,好的時代必然是追求國家的繁榮富強,同時也要有個人的幸福和多樣。

1988 年,我們就和李良榮(復旦新聞學院院長)還有歷史系的葛劍雄,我們八九個人想聯合起來搞一個電視專題片,探討中國人在新時代的命運、生存和變革,準備拍八集,叫《天問》。

第一集片頭就是天安門慢慢打開,鏡頭一伸,就是天安門廣場,廣場上原來是一個很莊重肅穆的地方,天光慢慢變化,忽然出現平民百姓在放風箏。這就象征著這個時代在向一個人民更加解放,人更蘇醒的狀態改變。

我們當時也是深受新一代人,也就是他們追求人道主義、人的解放的啟發。個體方面例如權利意識、生活意識、消費意識都起來了,但民族意識和國家意識,好像相應的衰弱下去了,但這不應該衰弱,是吧?我們當時覺得這個時代就像翹翹板一樣,不完善。

我們做這個專題的初衷是要想讓國家更好,社會發展更全面,因為變革摧毀一切,但是也要有某種綜合,現代化的改造,是吧?

我們就把腳本拿給當時國家教育委員會的副主任看了,他問,“你們這個片子到底是讓中國人民擁護共產黨還是反對共產黨?因為你們對自由的要求很高,民主的訴求也很強烈”。他說這里面有批判性,批判社會里對人民自由和民主的壓制。

本來腳本就退給我們修改了,后來沒想到這個片子徹底不行了,后來也不可能出來。整個國家都在轉向,很多理想主義的人都放棄了,經商去了。國家進入市場經濟軌道,80 年代那個氛圍都沒有了。

我確實很失落,因為我們做文學的,做人文的,就是希望這個社會有一種人的發育,人的建設和成長,不光是經濟社會追逐物質增長,那樣人在里面只是一個工具化的存在,是不是?經濟哪怕再好,但是人沒發育起來。人對世界的感受方式,思維方式,他的游戲規則都不是自主發育起來的。

所以社會就缺這樣的成長,而這個成長需要經過幾百年的培育。人畢竟要做一個有靈魂的人,老百姓不能只把生活和幸福建立在物質上。

“很畸形的社會”

我感受最明顯的是 1993、1994 年到處都在搞房地產。我有個朋友在海南做房地產,他就讓我去看看那種經濟生活蒸蒸日上,投資性很強的社會。

他原來住在杭州很簡陋的房間,到了海南就買了個大別墅,前三年奮斗,一年房地產就掙了 6000 多萬,別墅加上奔馳 500,家里養著兩條大狗。

他跟前妻離婚了,又住在一起。原來他們兩口子一起打拼的時候很好,后來有錢以后,兩個人整天打架。女的覺得她也能夠掙錢,她就提意見,但是男的覺得女的在家里太干擾,很多意見不合適,硬要自己摻一腳。我們那時住在別墅里,就看他們兩人互相扔東西打架,砸玻璃。很畸形,內心很焦慮。

他們后來分手了,那種經濟社會,那個時候人也不太在乎這些了,是吧?

90 年代海南房地產泡沫?

我們是很好的朋友,他從杭州去海南前跟我說,他主要是去掙錢,掙了錢以后就可以做一個自由的寫作者,成為一個自由作家。1993 年我去見他的時候,在他海南島的別墅附近,晚飯后散步我問他:“當時你來的時候,你跟我說你想當作家,現在你怎么打算?”

我心里很希望他回到杭州來,結果他想了一會,說:“我不能放棄這里,我有很多競爭對手,他們其實素質和能力都很差,但是他們現在也在和我競爭,我一退的話,地盤就讓給他們了。我不甘心,我還要證明。”

他最終沒有回來。所以我知道很多人,他們的出發點是想變成自由人,但最后還是妥協了。

后來 1994 年中央下令把投資海南的資本通通撤回去,因為很多錢都是銀行在投機,一撤房地產就急速下降。他原來建了一個雙子大廈,資本剛往后退的時候有人來買是 6600 元/平方米,他都不賣,如果賣的話,他可以拿著好大一筆錢回浙江。他覺得只是暫時的冷一點,還會升起來,結果后來從 6000 多最后一直掉到 1000 多,1000 多都沒人買了。

他在北海也有非常好的地塊,也是急速下降,結果他只帶了五六百萬塊錢回到杭州來了。到了杭州,他又投資富陽一個膠帶廠,但那時候整個市場不是很旺,就先貸款,最后他資金有問題,就把廠賣掉了,所以又剩下大概兩三百萬塊。結果買的那個人沒想到過了一年,市場又起來了,賣得很旺。我這個朋友他后來到寧波一個公司做了副總,就變成了工薪階層。

我覺得很遺憾,他自己也很后悔,當年如果早一點把海南的房子賣掉,他算了一下可以帶出將近八千萬,回到杭州就可以做很大很大了。因為海南那個趨勢就是往下的,但他總是覺得到底了,到底了,到底了,沒想到會一再地往下崩潰。

他后來就不聯系我了,因為他自尊心很強,不愿意聯系。他覺得自己一路打拼回來,結果沒想到跟他的雄心壯志比起來,落差很大。他那時還勸過我去海南,說一年可以掙 100 多萬。

“80 年代的理想都墜落了”

80 年代的時候我們覺得國家很有希望,很多東西都能普及。四川人民出版社 80 年代初的《走向未來》叢書那么受歡迎,發行量那么高,整個國民對于未知事物和民主都有興趣,所以那時候你覺得可以奮斗,還有理想主義,覺得需要一種精神啟蒙,新的價值觀。

90 年代以后就覺得我們不是這個時代的人了,你想的這些,其實跟大家切身關切的并不一樣。你做了也沒用,社會還是按照經濟本能的欲望去發展。當時我們編了《西方文學評論叢書》,結果到最后理想主義階段結束了,就覺得這個東西根本就落不到地。

《走向未來》系列叢書?圖/qdaily

我還到江蘇江陰去做過一年鄉村文化調查,在江陰農村跑了 26 個鄉鎮的文化站。大家都有一個感慨,以前在農村,如果這個人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大家就覺得很親切。后來變了,大家覺得作協沒什么,但如果介紹這是某某總,大老板,就大不一樣了。

鄉村里大家關心的是如何能多掙錢,整個政府都在忙著開發,一個村里怎么能搞更多工廠?請上海的“星期天工程師”,讓上海廠里的工程師每周末跑到江蘇去指導。那時候股市也起來了,沖擊性也增強了,有了很大變化。

那一年時間,我在上海江陰來回跑。我覺得農村文化站里雖然有圖書室、放映室和娛樂室,但這一塊基層建設還有挺多問題。我們寫了一個文集,關于如何發展鄉村文化站。最后也出版了,但也沒什么用。大家不再關心這些東西了。文化在農村本來就很邊緣,電影也娛樂化了,大家不像以前那樣追求理想了。當時國家的理想就是把經濟搞上去,個人理想就是多掙錢。

大學的精神狀態也不好,那時候在復旦,從 90 年開始,新生都要軍訓一年,送到軍隊去,因為六四以后要加強這方面的教育。復旦和北京大學兩家,一拿到通知書,一部分派去大連陸軍學院報道,一部分去南昌陸軍學院報道,一年后再回來,等于是五年制。所以當時我們和北大招的分特別低,重點大學錄取線就可以進來,而且還缺招,人家還不愿意來。

九一、九二年的時候大學風氣很有問題,分成兩派,一派“麻派”,打麻將的。一派“托派”,考托福出國的,我感覺當時人紛紛想出國。有一次三個男生研究生,還有一個女生是上財大的,一起在復旦南區的研究生宿舍打麻將。后來那個女生輸光了,輸光了還想打,她就說我再輸一次我就脫一件衣服,最后把上衣都脫光了還想打,沒辦法,不能再脫了。她就說,再輸的話你們都可以摸一下。

后來學校教務處的頭知道了這事,這是應該嚴厲處分的,但是這沒辦法處分,因為說出去太難聽了。

我們后面的社會就等于真正進入孔子說的,天下先要讓人富起來,怎么富起來不管,然后再讓人懂禮。這肯定是不對的。大家在物質發展,要富起來的欲望中摸爬滾打了這么多年,所以整個中國 80 年代的理想都墜落了。

上一代人理想一墜落,什么都沒有了。但現在新的一代人,他們不一樣,他們的生長環境經歷了全球化,吸收了全世界的文化。特別是 90 后他們在物質條件好的環境里成長,所以熱愛藝術,熱愛人文,熱愛世界的形形色色,大自然,旅行,都豐富起來了,所以現在是一個再造的過程,這個再造過程的精神層面才剛剛啟動。

但今天公民素質里顯然還缺一些東西,對于社會的責任,對他人的溫暖,哪怕說憐憫,是吧?

現在有一個大矛盾,我們現在追求一流的專業性,比如外語、專業知識、能力培養都很重視,因為在現代社會里你沒有這些,你就不能發展。但是缺什么呢?弊病就在于追求一流的專業時,很多人還希望追求一流的生活,在社會、住房生活方面優于他人,缺乏一種普世,對于這個世界,眾生的普遍的胸懷,去做一個發熱的,有動量的普通人。專業上做得特別好,但是也融入大眾,可以很簡樸地生活。我們現在就缺這樣的人。

現在很多人他非常向往上流社會,他腦子里實際上還有等級社會的分層,把自己的價值放在前面,而不是把自己的生命融入進社會。這是自我沖突的,所以發展到后面,它不可能變成整個社會的公共財富,一流的專業也對社會有很大貢獻,但是另外一方面,它本來可以給社會帶來更大的貢獻。所以整個社會缺乏一種推動,它現在就有一個負面效果——階層固化,是一個建設性和損害性并行的社會。

“最后一代把自己放在末位,把別人放在前面的”

我曾經在日本工作了三年,開始在神戶外國語,后來在岡山大學。現在我的小孩也在日本留學。2002 年我在日本的時候,我把他帶過去在那邊上六年級,他感受到了不一樣的日本。

我們去的時候坐船,上海每周有兩趟船去日本,要 46 個小時,那個船很大。小孩印象中覺得日本特別發達,但在船上看到日本神戶就很失望,高樓大廈沒有上海多,也沒有上海大。但一個星期之后,他就覺得不錯,因為人進每一個房子,每一個商店服務都非常好,態度和藹又細致,超市里到處干干凈凈。沒見人發火,都滿面笑容,到處都有秩序。他后來就跟我說:“哎呀,外面看起來不怎么樣,里面比我們好得多呀。”

最后他離開那個小學,學校全體學生在大禮堂集會跟他道別,那個小學有好幾百人。道別的頭一天晚上他說他要講話發言,講什么呢?后來我提前問他,他就說:“我沒想到來到日本的天這么藍,空氣這么清新,云那么白,再也看不到原子彈爆炸的...” (笑)。我說:“這你不能講啊。”

日本神戶?圖/wp

我們當時在日本住的房子挺大,三室一廳。日本房間的特點是浴室不大,但是浴缸很深,因為有泡溫泉的傳統。他們的房子也很輕量化,因為防震,外面看起來好像是水泥,其實外面貼了一層,表面像混凝土,里面其實是木頭。

房子里裝配式的設計感很多,不像我們的敲敲打打。有一次我在神戶大學,覺得浴室的下水道有點堵,就打電話給服務公司,服務公司上來要修 1300 多元,后來我發現搞了半天根本就不需要請他們來。那種工程塑料做的地下本來就是漏風的,實際上你把螺絲一一旋掉,底下那一層一打開,把通風通水口下面清掉就好了。所以它的裝配設計一個扣一個,特別嚴密,要拆卸也很方便。我就覺得我們中國怎么不去搞這個?

我現在和太太住在復旦的宿舍里,在復旦期間我們就是不停的搬家,1988 年結婚先分了單間,后來又搬到宿舍,分了兩間一小廳,有廚房衛生間,最后又搬到南區的宿舍,更大一點。這時候就開始商品化了,要自己買房了,那一套 69 平米,三間一小廳,1998 年我用 1 萬多買下來了。

后來我還去過韓國南部的圓光大學教書,到了韓國我發現當時漢城的房子比上海貴 10 倍,上海當時一平米才 2000-3000,韓國就好幾萬,人手一個手機,他們網絡也很發達,老百姓家家戶戶有車,高速公路上都是車,就覺得人家現代四小龍確實是另外一種生活方式。

我當時就覺得上海是中國發展最快的城市,說不定過不了多久就會跟漢城一樣,所以我 99 年回來就在三門路買了房子。當時那里還有坑坑洼洼的積水,亂糟糟的。 房子是三間,一個房間 17 平方米,廳很大,一共 140 平米,2600 一平方。這算是當時自己決定的最大的事情。本來我還看重寶山區臨江公園的房子,比這個大,面向長江,我特別喜歡,但要把這個賣掉,剛好 2002 年學校派我去日本教學,我就想先不折騰等我回來再說,結果回來就漲到 1 萬多了。

我很喜歡西塘古鎮,去了十幾次了,我希望以后就在那里落腳,那里有古代的建筑、河流和樹…. 2010 年在去日本以前,我就在西塘買了一個加陽臺 60 平米的房子,上下兩層,門前是河。就在老式的景區里邊,樓上樓下,我準備以后就在那里看書和寫作。那時候買下來 20 萬塊,現在漲到 100 多萬了,那時候我也是毫不猶豫買下來了。

梁永安在西塘買了兩層的房子,面前就是河流

我一直認為父輩這一代,他們的奮斗實際上最后都沒有得到現代人的肯定和重視,他們那時候是兩條線,一條是階級斗爭、文革,另外一條線是建設,很多人為了國家的大目標奉獻和付出。

他們是更辛苦的一代,特別是 80 年代以后這一批人,現在已經五六十歲了,這是中國歷史上最艱難的一段,從那么落后人均幾百元,最后創造了一代奇跡。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際上就是讓大家拼命干活。國家為什么發展起來了?主要是分配時自己拿得少,都出來了,對吧?比如高速公路那么多,誰去修的路?那么多農民工,那么低廉的工資,所以才會建得這么快,包括高鐵挖路基很多都是低價勞動力干出來的,所以國家才能積累起來,才有工業化。

這代人他們的信念又很傳統,為國家為孩子付出,他們這一代人是最后一代中國人還把自己放在末位,把別人放在前面的。你看那些農民工舍力干活,周末不休息,加班就是為了孩子。現在這一代人不干這個事了,你讓他周末加班,你給他錢他也不干。

所以這一代人他們幫中國渡過了最艱難的時期,創造了世界第一工業國的地位。雖然那些大科學家值得被崇敬,但其實大量的普通人推動了國家現代化,他們是偉大的一代。這一代人在歷史上特別值得尊敬。

題圖:upslash

作圖:林玉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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