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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于1969年,趕上了外企的好時候,應對方式就是“讀書”| 房子和我們的生活⑦

文化

他生于1969年,趕上了外企的好時候,應對方式就是“讀書”| 房子和我們的生活⑦

溫欣語2017-10-12 07:45:21

房子是人類可以消費的最大商品,它也是個人生活變遷的見證者之一。好奇心日報會進行一系列以房子為線索的報道,看看過往發生了什么。

到了總結一段歷史的時候了。

我們的大多數讀者只是經歷了這段歷史的尾聲,大部分故事是由上一代寫就。

我們希望傳達的是它最有價值并應該傳承的那一部分:篤信進步、發展;社會會持續不斷為個人提供更好更大的空間;努力,并且獲得相應回報;自由是可爭取的,堅信我們最終會到達。

其實這就是普世價值。

當“歷史”這樣的詞擺在我們面前的時候,往往為宏大敘事所覆蓋,我們希望用更多微觀層面的采訪,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梳理。

我們從個人生活中關注度最高的“房子”入手,開始這個記錄。

人生的前 20 年,徐創新都和父母、弟弟住在這間 40 平米的房子里。

徐創新身上有很多矛盾點。

他最理想的狀態是“一個人看看書,寫寫文章,風花雪月”,但他偏偏是個需要大量社交應酬的銷售總監。

他骨子里向往安穩和踏實,但 20 歲后他就幾乎沒在老家杭州居住過,前后輾轉過北京、廣州、上海等城市。他認為自己名字里的“創新”可能預示著自己終將一生奔波。

徐創新 1969 年出生在杭州慶春門外的電信局家屬院里,這幢樓被他和小伙伴稱為“大雄寶殿”,高聳的斜頂上散落著瓦片。徐創新的父親是電信局的普通職工,母親是紡織廠工人。加上弟弟,一家四口住在 40 平米的房子里,家里擺放著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家用“四大件”:縫紉機、收音機、手表和自行車。

從小父母就告訴徐創新:“父母沒什么能夠給你的,你以后要靠自己。”

1988 年徐創新上大學,一年后中國推出《關于改革高等學校畢業生分配制度的報告》,等他畢業時,他只得“靠自己”自謀出路。他應聘到國營企業后又跳槽到外企,在之后近 30 年的工作生涯中,他從來沒讓自己閑下來過。“工作時間工作,非工作時間就讀書,就這樣過來了,”他說。

徐創新戴副眼鏡,說話溫和,看起來很斯文。他對自己身為浙江人這一點頗為驕傲。浙江號稱“七山二水一分田”,山多,平地少。他認為正因為地小,這里的人必須更勤奮才能謀得一份生計,用徐創新的話說:“我們天天生活在恐懼當中,擔心哪天可能就沒飯吃了。”

他應對恐懼的辦法是不停讀書,徐創新先后取得了四個學位。最初他只是杭州大學的專科畢業生,在職期間他又念了北大和電大在杭州設立的經貿本科。被外派到北京時他住在亞運村附近 60 平米的老公房里,每周末他還要到十公里外的北大校園里攻讀漢語言文學學士學位。

他最近的一個學位是 2010 年浙江大學的 MBA,那時候他住在上海,兩年半時間,他每個周末往返于上海和浙江,光是車程就是 4 個小時。周末他就借住在小時候父母的家屬院里,“咬咬牙也就堅持下來了”。

盡管徐創新并沒有享受到他那一代人分房以及分配單位的福利,但他仍把自己稱作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1981 年鄧小平第一次南巡,而后連續 30 年中國經濟處于高速發展期。1992 年徐創新 23 歲的時候,正值這 30 年的中間段,鄧小平第二次南巡,確定了中國的市場體制改革目標,“如果還是計劃經濟,我可能就是一個工廠的工人,”徐創新說。

90 年代徐創新經歷過外企光環最耀眼的時期,他先后加入過味全和卡夫。如今,他已經在卡夫工作了 18 年時間,為了開發新市場,他幾乎跑遍了中國所有城市。最近幾年他基本都在上海,市場已經相對飽和。

而外企的光環也早已不再。

現在徐創新和妻子住在上海閔行區七寶鎮一套 140 平方米的公寓里,這是 2007 年他搬到上海時花 270 萬買下的。徐創新的兒子最近剛到美國讀 11 年級,這也就意味著未來 6 年徐創新都要承擔兒子在美國的學費和生活費,直至大學畢業。為了支持兒子到美國求學,徐創新去年賣掉了杭州的第一套也是唯一一套房子。他并不后悔,因為他相信把兒子送到“最強大的國家”念書,也會“沾最強大的光”。

徐創新夫妻倆還計劃在美國買房,最近他們正因為外匯管制問題而頭疼。

以下是徐創新的口述,你可以通過這種方式來了解他:

“慶春門外”

我小時候住在杭州的城鄉結合部,我們叫慶春門外,中國以前的城市四周都有城墻圍起來,城墻外就是護城河。我們杭州有艮山門、慶春門、涌金門……七八個門,我們在其中一個門, 這個門出去就是郊外,進去就是城里。

那邊以前大部分都是農地,我父母是電信局的職工,電信局有個單位設在慶春門外,我們是家屬院,下面是單位,都是福利分房。父母現在還住在那邊,只不過后來房產改革,他們花了一點錢,產權就變成自己的了。

那個家屬院有幾幢,面積不一樣,加上我弟弟四口人,我們從小的搬到大的,我在那個家屬樓住到大學畢業,住了 20 多年,結婚之后才買房子。最小的時候也只有 40-50 平米,沒有獨立的衛生間和廚房,廚房也是三、四家公用。我們人長大了跟單位申請,就給我們大一點的房子,現在我父母住的應該有六七十平米,有點像現在的老公房。

那個房子不像現在單家一個陽臺,我記得走廊是連通的,每家門開了出去就是陽臺,很熱鬧。小孩一起玩,跑來跑去。鄰居家樓上樓下 5 層樓,沒什么秘密,都玩在一起。就跟他們現在回憶大宅院一樣,誰家燒點好吃的還會分享。

房子跟大雄寶殿一樣,上面是斜頂,我們就叫它“大雄寶殿”。以前的房子都是這樣,四層樓,上面是瓦片。一層七戶人家,我們家住在最高一層,緊挨著樓梯口,幾家都是連通的。

那時候住宅的條件都不是很好。40 平米,兩個房間,沒有客廳。放了桌子和電視,父母住前面這間房,我和弟弟住在后面這間。后門的廚房和洗手間隔了一個很窄的通道,幾家連通,兩戶共用一個洗手間。

小時候在那里過的挺開心的,無憂無慮,很多小孩一起玩,大家都是一幢樓里的。那邊附近都是農地,夏天放暑假的時候我們一起去抓知了、抓魚、抓蛐蛐。我們非常熱衷抓蛐蛐,晚上我們出去抓,第二天一早,我們小孩子聚在一起把自己的蛐蛐拿出來斗,看誰的斗贏了,這個時候是很快樂的。

有時候我們也去城里,學校組織去少年宮、春游秋游、去西湖。其實杭州很小,西湖走一下就到了。

徐和父母住的第二套房子,面積 60-70 平米

我父親是電信局的,他們經常要去外地施工,他就是開車的司機。我母親是紡織廠的紡織工人,我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工人。

那時候我們叫做“電信工程總隊”,改革以后就變成電信工程公司。那個時候,叫什么呢?電信、鐵路還有電力,這三個行業就是鐵飯碗了。那個時候有個說法,“鐵老大”,鐵路是最厲害的,能進鐵路那就是非常好的工作了,福利待遇很好,都是國家管。第二就是電力局,再來就是電信,電信就是裝電話,那個時候私人電話很少。

那個時候,哎喲,鐵老大啊,電力啊,電信啊,銀行啊,能進就很不錯。因為很安全,工資水平比一般的工廠工人要高,工作環境也更好。

那個時候普通老百姓,除了拿到手的幾十塊工資,就看福利待遇。最大的福利待遇就是分房子,小的就是節假日分吃的。我記得夏天我父親單位分西瓜,一籮筐一籮筐,到中秋節就是月餅,一年四季節假日都有,有時候還會發津貼。鐵路銀行這方面非常好,這是實實在在看到的福利,老百姓講究實在的東西。

到我 13、14 歲的時候,私人開始有電話了,我那時候印象比較深的是裝電話很貴,我記得當時裝機費就要 1000 塊,所以裝電話蠻奢侈的。而且你申請了,付錢以后還不一定馬上給你裝,你還要通關系,幫幫忙,排隊。電信工人來你們家幫你拉線裝機,你還要送煙。

所以電信這個行業確實比較吃香,后來就衍生出“近親繁殖”——兒子去接老子的班,因為基本上在本單位本系統工作,多多少少都會有些關系。我記得我們樓里面年紀比我大的,他們找工作基本都在電信行業,有些干脆就兒子頂父親的班。

我們家就是普通人家,以前的四大件縫紉機、收音機、手表和自行車,這些基本上家里都有。小時候父母是公家單位,飯是有的,房子是公家分的,只不過小一點。那個時候大家的物質生活條件沒什么太大差異,最多就是買了自行車被注意一下,或者誰家先裝了電話,也僅此而已。沒有像現在一樣有天壤之別。

“四大件”

即使我們樓上樓下的干部,他們也就房子大一點,工資可能稍微高點。但換成現在他們就可以買別墅,我們只能住公寓。

以前穿的衣服只有兩種顏色,藍色和軍裝色。我們讀書的時候,都是白襯衫、紅領巾、藍褲子,所以大家也不用比。 我覺得是因為那時候物質供應相對貧乏,沒有很多選擇。

“七山二水一分田”

第一次高考我考的不好,又復讀了一年再考,考上了杭州大學的公共關系,專科,讀三年。現在杭州大學并到浙江大學了。

那個時候公共關系剛好開始熱,有個電視劇叫做《公關小姐》,講深圳一個商業公關的經歷。公關在當時是新興的,所以還不是專業,叫做“公共關系專門化”,屬于政治系。因為公關最早起源是政府關系,然后再擴展到商業領域,就是外交嘛。

我們浙江包括杭州考大學的分數相當高,在浙江省考大學到現在都是這樣,同樣是考北大清華,我看 2017 年其他地方的高考狀元到了浙江,可能也就排 4-50 位。江蘇的理科狀元到浙江也只能排到 4-50 位。

不同省份的特點,人的傳統,確實會受自然環境的影響。我們浙江總共有 4000 多萬人口,地域又很小。我們說“七山二水一分田”,土地形態都是山,平地只有百分之一。所以浙江變成了人多地少,這么小的地方集中了這么多人,人就必須更勤勞,逼著自己努力。

別的地方一年水稻只種一季,我們要種三季。同樣一塊地方,我們的產出要是別人的 2-3 倍。很多浙江人因為地少,要謀生,只能漂泊到外面去。比如義烏金華很多人就往全國跑,以前義烏人講“雞毛換糖”,挑一個貨郎擔,到全國去用雞毛換糖,做這種小生意去維持生計。義烏現在成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交易市場,所以浙江人都比較刻苦。

浙江還有個傳統是重教育,“學而優則仕”,要出人頭地一定要把書讀好,因為沒有自然條件可以依賴,只能靠自己,自己有更多學識才有更多機會謀生。但成都就不用,就打打麻將,因為成都是天府之國,物產豐富,沒什么恐懼,但是我們天天生活在恐懼當中,擔心哪天可能沒飯吃了。

那個時候你只要考進大學,就是包分配,會給你分配工作,這個工作會比你自己去找更好。大學分配進去的都是干部,其他進去的就是工人。我是 88-91 年上大學,我讀了三年,畢業后就不包分配了。如果你父母是干部,可以把你介紹到關系單位去,但我父母就是普通工人 ,我只能靠自己。

我就自己去應聘杭州一個國營百貨批發公司做銷售,百貨公司算是當時蠻好的地方。我主要負責浙江省內的日用品、化妝品的批發。那個時候商業流通渠道不像現在這么多元,基本上還是走國營渠道,商店要進貨,上家還是國營。他們從廠家進貨,批發給下面的商店,有一些計劃經濟的框架。

我進去的時候已經開始改革了,有私人的批發公司了。國營內部有個人承包,殼子還是杭州百貨批發公司,下面有日化分公司或者是日用品分公司,這個公司就讓經理承包,其實有點私營的味道了。

“外企光環”

那個時候工資很低,一個月三四百塊,屬于中低水準,我工作了兩年多,就去外企了。我進百貨做的是銷售,在味全也是做銷售。我也沒有別的技能,只能做銷售,和人打交道。

那個時候外資企業慢慢多起來,外資企業有個好處就是薪水給的高,比國營高很多,還是蠻有吸引力的。我還應聘過杭州的可口可樂,那個時候飲料是如日中天,我們叫杭州中萃,其實是可口可樂跟我們當地的飲料廠合資的。可口可樂把全國各地的飲料廠全給打死了,要么合資要么都索性把它們吃掉了 。

我記得去應征的時候,廠門口不說有上千人,也有幾百號人,就為了一個銷售崗位。當初可口可樂可能要擴大銷售組織,招十個人,結果幾百個人去應征,競爭很激烈。我們就傻傻的站在廠門口,你能看到廠門口烏泱烏泱都是人,它有一輪、兩輪、三輪,還有筆試。

當時外企的光環是非常絢麗誘惑的,我記得還有黃龍飯店,杭州第一個五星級飯店。招一個服務員,也是烏泱烏泱很多人去,都是中外合資。

那個時候飯店的收入也不錯,門童是高收入,因為小費給的多。當初改革開放,中國的酒店為了接待外國人或者是外籍華人華僑,我們傳統的酒店水平設施很差,建這種就是吸引外資。那個時候可以付美金和港幣,外國人有付小費的習慣,你開個門就給你幾美金或者幾十塊港幣,有時候炫富,出手還很大方。我聽說門童一個月下來有時候比大堂經理賺的還多。現在黃龍飯店還在,是新改造過的。

現在外企沒有以前的光環了。外企太多了,做銷售太辛苦,薪水也不像以前和國營差距那么大。人的觀念也發生了變化,選擇的余地多了。現在民企私企的待遇已經超過外企了,民企也規范起來了,不像以前老板一個人說了算,現在也找了很多職業經理人,有現代的企業和管理制度。

現在反倒是外企找不到人了。

在 93 年、94 年味全的工資我記得也不過 1000 出頭一點,如果獎金加上去有 1500-1600,還算可以,普通的工資也就 500-700 吧。我做了差不多五年,被外派過很多地區。我其實在進了味全后,就很少在杭州工作了,都是在外地。

在味全我待的最長的是廣州,負責華南的銷售,那個完全是從零開始的市場,我負責開發,建團隊,建營業所,做了 2-3 年又去江蘇建營業所,再開發市場。那邊待了一年不到,又回到杭州,沒多久就到了現在的卡夫,在中國是跟雀巢合資的,我在卡夫做了 18 年了。

我的銷售工作地轉換很多,廣州,北京,現在是上海,都是在杭州以外的地方工作,因為銷售你要地域擴展、市場擴展,要派你出去建新的團隊,開發新的市場。我的適應力比較強,我命中注定就是到處跑,我的父母給我取名“建新”,永遠都在新的城市、新的領域、新的生意。我覺得冥冥中是一種默契吧 。

卡夫當時招的是浙江省區經理,我在浙江做了一年就到了上海,上海不到一年又調到北京,負責北方。北方是新市場,我在北京待了五年,2000 年 8 月份去的,一直到 2006 年。

我當時住在北京的亞運村,租金 3000 多一個月,因為我是外派的,租金和車公司都幫忙承擔了。我比現在的北漂好很多,其實我沒有“北漂”的概念,北漂的標志就是要住地下室,但是我沒住過。

我是外企,基本的待遇都有,我自己住一套兩居室,60-70 平米,就是一般的老公房,板樓,有電梯。我記得我們那個樓,前面是部長樓,后面 20 多層是宿舍樓,我的房東就是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的職工。 在院里面散步,我還看到過那時候的文化部部長王蒙,朱镕基過年的時候還會來這看望老干部。

徐在北京時租住的宿舍

我后來做到了銷售經理就開始管理了,管理其實是做人的工作,這個學問大的去了,沒辦法 1-2 節課告訴你人怎么管,得建立在你對歷史、人文、經濟,以及過往和人接觸中對人的認知和了解。人都是利益的動物,從利益的渠道,你要懂。

我管過北京人、 東北人、西北人、廣東人、 廣西人、 海南人、 江蘇人、浙江人、上海人。這么多人每個地區都有很獨特的個性,人文特點和習慣。了解當地的歷史文化,才能把握當地人的個性,他們的思考價值點。如果我像去管上海人一樣管北京人,就會碰到很大的問題。

北京人好面子,覺得自己是爺,你不要大庭廣眾說他的不是,駁他的面子。如果你覺得他做得不對,需要改,就把他叫到辦公室,當面講,他就能聽進去。我是吃了幾次苦頭才知道為什么我的管理方式適得其反。我有次跟大家一起去吃大排檔,他們說:“徐總,那個哥們兒好面子,你當著那么多人的面說他,他下不來臺,接受不了。”

如果你聽到東北人跟你講:“徐總,沒問題!您放心吧!”一個月有 30 天,你會高興 29 天,然后就要哭一天。因為根本就沒有他們保證的那么好,東北人喜歡說大話。不是這個地方的人不好,他們就這么生活,這么表達的。

上海人一般來講很精明,他們愿意守規矩,只要大家把游戲規則講好。如果游戲規則不講清楚,他不一定按照你的去做。

但北京人就是看情緒,他把規則放在腦后。我今天跟你好,咱們是哥們兒,我一定幫你。但是如果你把他惹毛了,對立面了,他就不看規則了,比較情緒化,感情用事。

廣東人比較實在實惠,只要有錢給他賺,有實惠的東西,他都愿意挖空心思去做。所以你就要用利益刺激他們。比如在廣東我們就搞銷售競賽,這個月前幾名的有獎勵,這個季度誰拿冠軍獎勵多少錢,他就會有動力。

你到了成都,你再刺激他也沒用,反正小富即安,我這樣就可以了。你就要用其他的方法。

“我一般都不會讓自己閑下來”

我本來是杭大的專科文憑,我那時候覺得從學歷上講,專科肯定不值一文,所以后來我還讀了北大的經貿專業本科。北大在杭州開了一個班,是跟電大合作的專升本。

后來我到北京工作,又去北大讀了中文系,是在職的。那時候我也不求文憑,完全是憑著興趣。我對文學很感興趣,從小就喜歡看小說和詩詞歌賦。

北大最有名的就是中文系。我在那邊讀了三年多,拿了漢語言文學的學士學位。我們周末兩個白天上課,我每天都很忙,早出晚歸。我當時已經成家了,但最開始只有我一個人在北京,我自己一個人的時候就覺得不抓緊學習,時間就浪費了。

我北大的同學都是在職的再來讀書。文憑對他們升職加薪就很重要,我的很多同學是北京故宮,人民廣播電臺,中央電視臺……很多是文化新聞口的。

在北京五年后我回廣州待了一年,后來就回上海了,一直待到現在。

我一直認為大學文憑本身不代表什么,但是你接觸了大學的課程和教育,潛移默化對你的思考,看問題的角度分析肯定是有影響的。我北大畢業的不代表我一定很牛,北大畢業的笨蛋也有,他只是在某個領域有專長。

專科不是一個完整的大學教育,我覺得我沒受過完整的大學教育是很大的遺憾,所以只能后面抽時間學習。

到上海后我也找時間繼續讀書,我在浙大讀了兩年半 MBA。其實這個對于工作來講沒有太大幫助,最關鍵的是自我提高,我們這樣的背景和經歷,只有自己充電才可能有一點小小的未來。我一般都不會讓自己閑下來,工作時間工作,非工作時間就讀書,就是這樣過下來了。

當時正好也有一個福利,讀完 MBA 公司可以給你報銷學費,那時候我們學費還算便宜,全部讀完兩年半是七萬多,現在可能要將近二十萬。

我都是禮拜六和禮拜天上課,因為我人在上海工作,就周五開車去上兩天課再回來,周末就住杭州父母家。上海到杭州大概一百八十多公里,開車單程兩個小時左右。就這樣每周去兩天半,咬咬牙也就堅持下來了。我和我父母都是這樣,都希望做事就把事做好。

我覺得只是工作還不夠,工作專業性比較強,但知識面、技能面還是比較窄。銷售這個工作,你可以說是一個專業,但對人的能力是一個集大成的要求,談判、分析、客戶關系的建立和維護,策略性市場的產品和品牌定位,緊緊靠這些是不夠的。

專業的能力其實在專業以外。

重要的是你思考的方法,待人接物的態度,拿捏的分寸。這種拿捏來自于你對文學、歷史的喜好和了解,因為歷史是驚人的相似,一個個歷史事件對現在的銷售有什么幫助?你在處理幾千年的歷史演繹下來的歷史人物和事件 ,對你現在的銷售有幫助嗎?我覺得很有幫助。

如果你有這方面的知識和積淀,它會潛移默化影響你。

“螞蟻搬家”

2003 年,我在北京四環外,離朝陽公園不遠的地方買了一個 100 平米的房子,當初買是 60萬,6000 塊一平米。

當時買房是考慮到我在北京待的時間長了,因為租的房子畢竟不穩定,租期到了要漲房價,每年都在漲,但是公司的補貼不會漲。老公房配套環境也差,而且當時公司還沒定下來讓我什么時候走,我以為這輩子說不定就在北京了。

那個時候想反正買了后面房價肯定會高,但沒想到那么高,如果知道這么高,當時砸鍋賣鐵借錢也要多買幾套,我現在就不用工作了。結果 2006 年就通知我調回上海,我就把房子賣掉了,跟北京告別了。賣的時候是一萬 ,差不多翻了一番。上個月我故地重游,問了一下已經是 600 多萬了。

到上海我就買了現在七寶的房子。2007 年買的,當初是 2 萬多一平米,貸了 150 萬,這個房子買下來一共是 270 多萬,現在已經是 900 萬了。但我們還得住啊,哪怕 9000 萬,也得住啊,總不可能自己掃地出門。

房價漲了真的嚇人啊,房價肯定是漲,租還不如買下來,哪怕到時候我回杭州,賣了賺的也比工資多。因為這個房子賣也好,不賣也好,肯定是賺的。

徐現在住在萬科朗潤園 140 平米的房子里

說起來,我的第一套房子是 1999 年在杭州買的,是個一百平米的兩居,這套應該有里程碑的意義,因為是我自己結婚買的。我們那時結婚自己買房子的不像現在這么多,現在結婚是一定要買房子的對吧?我們那時候很多人還是跟父母住在一起,在家里弄一個房間就做新房。我們那時候自己和雙方父母用積蓄湊了二十萬,還是一次性付的房款。

我 1993 年開始工作,到 1999 年結婚已經六七年了。一開始還沒那么明確要買房,慢慢地交了女朋友,談婚論嫁的時候就開始有這個念頭。那時候家里窮,所以生活上很節約,就是為了攢錢,你要娶老婆嘛,肯定要節約些。

不過我們那時候錢大部分還是交給父母,比較傳統,就留十分之一給自己。我們本身也沒什么開銷。我不抽煙不喝酒,吃飯和玩也都很便宜,而且那時候都盡量在家里吃飯。為了節約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也沒有什么交際,也不善交際。

后來我做銷售也是找不到別的辦法,就只好做銷售了。我其實本身不怎么喜歡交際,個性使然吧。我還是喜歡一個人看看書,不需要太多朋友,有幾個好的,談得來的就可以。我不希望太浪。

這可能跟我的個人成長有點關系。我父母都是老實巴交,不愛交際的人,本身也沒給我們交際的基因。那時候我母親還要“三班倒”,父親也很忙,他們也沒時間照顧我們或者帶我們出去玩,我們都是自己在家里。

就一直是這樣,這個改變不了。我也可以認識很多新朋友,但這只是為了工作。為工作我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從本性出發,這些不一定都是你喜好的。工作不是我的愛好,準確的說這是謀生的手段。做多了,也習慣了。

我想大部分人都是為工作而工作。對我來說看看書,寫寫文章,風花雪月,這些蠻好。但是我需要物質條件,所以我大部分時間還是要工作。

我兒子是 2000 年出生的,還在北京讀了幼兒園,現在你看到的這架鋼琴還是從北京搬過來的,他讀的是劉詩昆音樂幼兒園,劉詩昆是鋼琴家。兒子在北京還學學鋼琴,后來回來就不彈了,蠻可惜的,其實不是為了考級 ,空余彈彈琴總比發呆好。

去美國讀高中是他初二做的決定,就想先讀美國高中,再念美國大學,因為在國內讀書也只有兩條路,第一條是應試教育,但是高考你要進好的學校,這里七寶好的高中就是七寶中學,市重點,他也考不進,這條路就沒了。

只有第二條路,讀民辦的,就只能去國外了。民辦的你要考國內的好大學估計有點困難。不像公立中學這么狠,不會對高考這么重視。

所以就選擇去美國,我覺得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就是美國,去最強大的國家讀書,可以沾點最強大的光。

去年為了他去美國讀書,我們就把杭州的那套房子賣掉了。我們 99 年用 20 萬買的,去年賣了 200 萬。 為了他去美國讀書我們真的是砸鍋賣鐵,因為美國實在是太貴了。 讀一年高中人民幣就要 50 萬,包括住家,加學費要 7 萬多美金。讀書可能還有學雜費、旅游費、飛機票...

你還得先付學費才能夠去啊,老美都很拽的。

我不是很擔心他,男孩子本身就要靠自己闖蕩。不過最近伊利諾伊的新聞(中國 27 歲訪問學者章瑩穎被白人男子綁架,最后身亡),那個新聞估計把有女孩的家長嚇得夠嗆,美國怎么會有這種事情呢?

兒子媽媽說要搬到美國,但我看有點懸,因為照顧兒子沒有一個很明確的計劃,還有很多障礙,主要是現在控制外匯外流,不讓你把錢匯出去。我之前看在美國,50 萬美金可以買到很好的房子,我想通過黑市換一換,可以直接匯出去,但現在不能直接匯出去了,匯出去這邊銀行的渠道就給你掐住了。

只能螞蟻搬家了,一點點搬。那天中介還說,看能不能以生活費的名義一點點匯。

在當下的中國,我們這個年紀的人在物質方面,其實是處在風口浪尖的。因為這個年紀,誰都要依靠你,上也要靠你,下也要靠你,自己也要靠自己。稍微不慎可能就會被卷入到社會的漩渦之中,掉入底層。明天公司說,你不用來了,你就失業了是不?雖然我們找工作不是什么難事,但是隨著年齡變大,想要開始新的事業也不是那么容易了。

作圖:林玉堯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公司名稍作處理。

題圖與內圖均為ups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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