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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68 年出生到現在,“我們長大的過程,是被一點點顛覆的過程” | 房子和我們的生活⑤

文化

從 1968 年出生到現在,“我們長大的過程,是被一點點顛覆的過程” | 房子和我們的生活⑤

溫欣語2017-09-21 14:03:15

房子是人類可以消費的最大商品,它也是個人生活變遷的見證者之一。好奇心日報會進行一系列以房子為線索的報道,看看過往發生了什么。

到了總結一段歷史的時候了。

我們的大多數讀者只是經歷了這段歷史的尾聲,大部分故事是由上一代寫就。

我們希望傳達的是它最有價值并應該傳承的那一部分:篤信進步、發展;社會會持續不斷為個人提供更好更大的空間;努力,并且獲得相應回報;自由是可爭取的,堅信我們最終會到達。

其實這就是普世價值。

當“歷史”這樣的詞擺在我們面前的時候,往往為宏大敘事所覆蓋,我們希望用更多微觀層面的采訪,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梳理。

我們從個人生活中關注度最高的“房子”入手,開始這個記錄。

10歲前,鄭逸明和母親生活在北京這間10平米的小屋里

鄭逸明今年 49 歲,說話的語速很慢,但不帶任何口音,可能因為他的成長輾轉過四座城市,北京、西安、廣州和東莞。

他懷念那個中國經濟發展最迅速,也是一度思想最開放的時代。他認為這樣的時代也許不會再到來。

1968 年出生,鄭逸明是那一代人中罕見的獨生子,父母因為工作分配兩地分居,他和母親兩人在北京生活了 10 年。那時他們住在由車庫改裝的平房里,母親的妹妹也借住在這里,10 平方米的空間擠了 3 個人,“很混亂”這是他對當時的記憶,他至今記得文革時期北京隨處可見的大字報,小學一年級被老師組織上街游行。從小,他就沒落下政治活動。

鄭逸明的父親在全國有名的部隊院校西軍電(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前身)任教,這所學校也是鄭逸明和母親的母校。10 歲時鄭逸明跟隨母親到西安與父親團聚,那是他第一次住進了樓房,有四間房的俄式套間。學校里滿是蘇聯風格的高聳、對稱平整的教學樓。他在這所高校一直從附小念到大學,鄭逸明就在這樣一個相對封閉,但衣食無憂的環境里長大,這也為他此后選擇的生活方式埋下了種子。

大學他選擇了當時最熱門和新興的計算機專業,他喜歡稱自己為“第一代碼農”。畢業后,趕上了 90 年代銀行金融業電子化,他分配到了國有銀行,而后因為厭惡體制內,又出來自己打拼做生意,這段漂泊的時期他在廣東買了兩套房。1981 年廣州和深圳是中國最早的商品房試點城市。

鄭逸明向來不喜歡面對生存壓力和與之相伴的風險,最終他決心回到體制內,回歸金融業。用他的話說“想想還是去靠個大樹吧”,這是他做的第一次妥協。

2006 年工作調動鄭逸明來到上海,他的事業開始進入上升期。考慮到現實意義,接近 40 歲的他選擇入黨,盡管“絲毫不感興趣”,但他不愿意顯得“太過突兀”。

隨后鄭逸明在上海天山路買了一套 80 平米的房子,這也是他在上海唯一的房產,因為他至今仍沒有上海戶口。由于他有兩個兒子,在申請戶口時,這等于是一票否決。但好在他持有人才引進居住證,他的兩個兒子得以在上海讀書,大兒子今年參加高考。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電信工程學院”(簡稱“西軍電”) 圖/西安電子科技大學

今年是鄭逸明在上海生活的第 11 年,平日里他喜歡和朋友喝威士忌,抽雪茄,在這些聚會上永遠都圍著一群稱他為“大哥”的人,他在一群人中顯得最沉穩,但最近他正在經歷中年危機。

他現在最焦慮的是兒子。雖然自己成長在相對平等的環境中,他送兒子進入了上海最好的中學之一,為其創造了一道隱形的社會藩籬——階級身份,而同樣是這道保險讓兒子顯得不喑世事。

鄭逸明認為 18 歲的自己和此時的兒子最大的不同是對社會和國家的責任感。1986-1990 年正是他的大學時期,他稱自己趕上了中國思想開放的末班車,他仍記得一群工科男生在校園里研讀哲學政治等書籍,討論西方民主,思考國家未來。

但他的兒子并不理解這份情懷,鄭逸明用“行尸走肉”形容如今的八零九零后。

從世俗角度看,鄭逸明算是 60 年代人里相對成功的佼佼者。他考慮以后寫一本自己的回憶錄,也許我們的這次采訪能作為回憶錄的素材。

我們在上海南昌路附近的茶室進行了采訪,不遠處是傅雷舊居,1966 年,傅雷上吊身亡。提及此,鄭逸明認為上一輩人因為政治運動和國家動蕩而付出的代價太慘痛。而今這片土地仍保留著這部分骯臟的土壤,他批判和厭惡這塊土壤,但他自己也是土壤的一部分。

以下是鄭逸明的口述,你可以通過這種方式來了解他:

“在北京有大的歷史事件,我都趕上了”

我父母當時的家都在廣州,我爺爺奶奶家也在廣州,我父親從小在廣州長大。 我母親直到解放后才回到父母身邊,她在廣州生活念書,后來考到西安。 大學畢業后,她工作分配到了北京一個軍工企業做財務,我父親還在西安,他們每年就見 1-2 次,探親假。

我是家里的獨生子,在那個年代也比較罕見,他們兩地分居也沒法照顧,等團聚的時候,我已經 10 歲了,再要的話相對比較晚了。我童年就一直跟母親生活在北京,一直住到 1978 年,不到 10 歲。那時候軍工企業的住房條件很差,我們住在車庫改裝的平房,一長綹一長綹的,中間一堵墻間隔開,能想象嗎? 車庫就是一個長方形, 中間隔開,一輛車一輛車進去,就是那樣。很多同事都住在一個小區,叫工區,還編號,8 工區、16 工區,一個工區里有很多排這樣的房子。

就像美國電影里的聯排一樣,只是沒有多層沒有樓梯,我和母親就生活在那種地方。

西安五七干校 圖/sinaimg

只有一間房,10 來平方,很小。很多人在這間房的外面加蓋一個廚房,用轉砌一下撘個屋頂, 炒菜做飯。在門外面再套一個房子,現在很多上海的一室戶都是這種結構。

當時完全沒有客廳概念, 就放兩張床,擺個桌子兩張凳子,有個衣柜。我記得床邊上摞的都是木箱子,皮箱,是那輩人才有的箱子,現在很少有人用大箱子裝東西了。我母親的表妹也在北京上班,也住在我們家。那十幾個平方,住三個人,我媽,我小姨和我。我的小舅在插隊,有時候回北京也住我們那兒,我可能就得睡箱子上了。

那會兒有供水,但沒有廁所, 走兩排房子才有公廁。單位有澡堂, 1 個禮拜去一回,拿個盆,拿個洗澡片。 當時北京已經開始有大樓房了,我伯伯是化工部的,住在木樨地三里河老部委的樓,俄式建筑。現在還在呢,他們是樓房,當時覺得樓房很高級。

軍工企業分配的由車庫改裝的平房

小時候夏天的美好記憶挺多的。家里沒有電視,鄰居晚上沒事,大家拿個小馬扎坐在外面乘涼,打撲克,吹牛。我們隔壁的叔叔就喜歡講故事,《西游記》,《三俠五義》,一群小屁孩就坐著小馬扎圍著他。熱的時候有人把鋼絲床抬到外面,我印象中有我自己躺在那個床上看天的情景,那個時候真的是有銀河的,那會兒銀河好漂亮啊。

因為是單位的宿舍,鄰居全是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那會兒車庫改裝的宿舍區,樓與樓之間空間蠻大的,我們就彈玻璃球,玩沙包。我們小伙伴兒玩的很粗糙,那個時候什么都是玩具,什么都是游戲,煙盒也可以玩兒,建筑工地用的馬賽克瓷片也可以玩兒。

這個地方和雍和宮只隔了一個護城河,坐一站就到雍和宮了,再一站到和平里。在當時的北京 70 年代的城市建設,這已經談不上中心了,因為護城河沿線就是二環了,但和石景山、通州比肯定是市區,不像王府井長安街那么繁華,但也是絕對的城市里。

那會兒北京給人感覺很空曠,以前長安街很寬,沒什么車,那是真寬啊。我經常坐的公交車是 13 路,起點站是和平里,離我們家就一站地,我們家那站是北小街豁口,一直坐到終點站是三里屯,就是我伯伯家。這個公交車從東城一直走到西城,過雍和宮、寬街,一趟車坐到底。我們周末經常去伯伯家吃飯。有時候也去附近的商圈,周末我經常記得坐在自行車后座上去和平里買酸奶和巧克力。

1958年北京總體規劃方案 圖/xinhuanet

1976 年 4 月 5 號,我在我伯伯家吃晚飯,他在北京化工大學,就住在木樨地,吃完我們就去長安街了,很近,我的三個堂哥和我媽都去了。那個時候簡直是嚇死了,那種壯觀,全是花圈,很多人在那兒抄詩詞挽聯。當時大家伙都抬著花圈去,花圈上掛著挽聯,寫著“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我騎在堂哥的脖子上,看的更高,全是黑壓壓的腦袋和花圈。我們大概最晚 9、10 點就離開那兒了,那天很晚就開始清場和抓人了。

回家第二天聽廣播,開始批鄧小平反革命,工人糾察隊。班主任上課在教室里問,“昨天晚上誰去天安門廣場了?” 估計也就是學校安排任務,本來就是例行公事問一下,因為都是屁大的小孩兒,我們才上1年級。我還比較傻,我說“我去了!” 老師說“你放下,放下。” 這事兒就過去了。

那會兒我們每年都回廣州過年,我媽從北京去,我爸從西安去。那個時候夫妻分居有一個月的探親假,你從北京坐火車到廣州也要兩天兩夜,坐綠皮火車,人很多,為了省錢沒給我買票。我就坐在我媽腿上,臥鋪就更別想了,有座位就不錯了。那景象有點像看現在的印度火車,雖然沒他們那么夸張,人都扒到外面來了。那會兒我母親一個月工資才 39.5,那個火車票就得十幾二十幾,很貴。

我記得北京的供應,生活物資是保障的,就跟現在的朝鮮平壤一樣。供應就是你沒錢,第二即便你有錢,你買不到東西,北京當時買肉是沒問題的。我媽每次回廣州前,就開始買東西,制作臘肉,把做的一大壇子的臘肉往回帶,紅糖白糖全都是要票的。我記得坐火車時我們就把大包小包的行李扛到廣州去。每年必須一次折騰。

那時候母親工作不忙,很輕松,你要知道文革的時候,很混亂。我們整天游行,墻上面經常刷不同的東西,你現在去那些城鄉結合部還是會看到寫了很多大字的墻,我們那會兒經常是“批林批孔” ,“反擊右傾”, “打到孔老二”, 后來就“粉碎四人幫,打倒四人幫” ,“毛主席萬歲”。雖然我小,但是這種氛圍我肯定是知道的。

我母親他們是國營企業,吃大鍋飯,又是文革期間整天搞政治運動,誰他媽管生產,誰去踏踏實實做經營工作啊?大家都混日子,文革結束了很長一段時間才開始生產,走向軌道。我爹在高校也是閑極了,沒啥事。那會兒政治范圍很濃厚,在北京有大的歷史事件,我都趕上了。1976 年我剛上小學,在北京市和平里二小讀了兩年半。小屁孩兒我們整天游行,圍著院子轉,圍著學校轉,老師組織的你就去轉,今天打倒誰誰,明天打倒誰誰,后天打倒誰誰。

整天放哀樂,那年放了無數次哀樂。周恩來逝世 1 月 8 號,那年冬天我和我爹在西安過的,我住在父親房間里,聽到學校的大喇嘛,凌晨,天還黑著呢,放哀樂,宣布周恩來逝世。這事我印象很深刻,后來朱德,康生全是那年死的,唐山大地震,粉碎四人幫也是那年,事兒特別多。

“西軍電,我們都是學院子弟”

當時父母覺得兩地分居也不是個事,想調動,父親身體原因不太能接受北京風沙大,天氣干燥。他在高校里面教書,當時調動去北京也不一定有高校的機會。 所以 1978 年我母親離開了北京調度去了西安,那個時候我是小學 2-3 年級。父親的高校有附小,附中,所以我一直在那個環境里成長,大學也是這所學校。

我們是一個大院,教職員工都住里面。兒時的玩伴和我有非常非常長的同學經歷,小學、初中和高中我們恨不得是一個班的,上大學也在一個學校,但不一定是一個系,就是這樣的伙伴。

那個年代,學校整天廣播,繼承了很多軍校的傳統。早上 5:45 有起床號,父親的生活非常規律,一早就把我拉起來洗臉刷牙,喝一杯淡鹽水就拉著我出去跑圈,跑 1000 米。要說我有良好的生活習慣堅持下來就是那時候被他帶的。

如今的西安電子科技大學 圖/xidian

我父親在學校里起碼住的是樓房,畢竟是高校,前身是軍校,級位相當高,院長是大將少將之類的,當時是張愛萍直接管的。樓房是俄式建筑,我們學校很多主教學樓都是蘇聯的風格,吊高很高,看上去特別厚重,特別扎實。

這個房子本來是給一家人用的一個老式套間。結構很怪,四間房,面對面開門,一個衛生間 ,一個廚房,一個廳的套間。那一套住了我父親教研室的三個同事,年齡差距不大,孩子年齡也差距不大。我的兩個發小就是那時候認識的。

我爸因為兩地分居,拿了間小宿舍,放了張單人床,書桌和一個柜子,有統一的灶房。對面是四口人,兩夫妻帶兩個孩子。

鄭逸明搬到西安后和父母住的俄式套間

后來我和母親到西安后,我們家又分了大一點的房子,去了隔壁單元的三樓。后來又搬到校區外的套房,兩居室,和上海的兩室戶很像。走樓梯,走上去是長長的過道,住四戶人,陽臺上都能看見,大家一般在那里放爐燒飯,里頭有間廚房,我就在我爸的書房睡覺。

后來上高中的時候,就搬到另外一個更大的三間房,我有了自己的房間,那個時候也都沒有客廳。那時候都是福利分房 ,學校起樓了。

很長一段時間,鄭逸明都睡在父親的書房里

整個八十年代我都是在西安度過的。在北京我生活在一個相對封閉的小社會,到西安也是在城市的這個角落,一個封閉的環境里成長,你在院子里不出去什么都有。大學里頭知識分子大多以江浙人為主 ,我小時候周圍以上海、浙江、福建和廣東人為主,北方人少,本地人更少。

當時對本地人的印象就是土,沒文化,亂。中學的時候打架,西安的大勢力那時候是河南人。西安一直是很太平的,日本人都沒打到西安,是 1942 年那次大饑荒,很多河南人逃難來了西安。那時候火車鐵路線以北的區域就是河南人聚居的地方,流氓無產者,坑忙拐騙,打架斗毆。他們窮嘛,沒什么尊嚴,所以河南人在西安的口碑非常差,那時候教育孩子都說“以后找老婆不許找河南的”。

街上的小混混出去裝大個的,都要練河南話,打架甩幾句河南話會覺得,臥槽,這東北的。打架說普通話的就沒有說陜西話的有氣勢,你到大學外面碰到說陜西話的,更能打一點,他們碰到說河南話的,就比他們更能打一點。

大學我考的就是計算機軟件,我是第一代碼農。這個專業當時熱門啊,需求量大,新興的。當時我們學校幾個熱門專業是通訊,信息技術和計算機科學,是工科院校最好的專業。

計算機當時很稀奇,我高中參加計算機競賽時就用過蘋果 2,當時沒什么上機條件,家里也沒有計算機,你得先從學校里選拔出來,你們才可能到某個地方去練習鍵盤。PDP11, 磁帶我都見過。后來微機出來了,大三就有 286 了,那會兒很新。我們都是學院子弟,那時候教研室誰他爸買了一臺,覺得可牛逼了,要了鑰匙,晚上就鉆到教研室去摸一摸那機器,拿著磁盤,玩兒個游戲。

286 電腦 圖/pinimg

有兩個游戲,一個是抓小偷挖金子,一個是打外星,到后期就有臺灣的麻將游戲。早一代的游戲機我們都見過了,大學里頭那時候很多父母到國外交流或者念書,回來就帶游戲機,哇,那時候上癮啊。

?"辭職出來我就去廣州工作了"

因為我父親還是廣東人,90 年代初改革開放剛開始,廣東那邊經濟比較發達,正好我父親的故鄉東莞理工學院要請老師,我父親想葉落歸根,他在北方生活了這么多年,也不算特別喜歡北方,他就回去了。

92 年他們回東莞了,我本來在西安工作,后來也申請工作調動,因為就我一個孩子,我想在父母身邊,就申請到東莞了,在同一個城市。

其實當時已經有選擇了,你要是不愿意在體制內,你也可以去深圳。我的有些同學就去深圳打工,有些在深圳的國企工作。80 年代我們計算機專業,是不愁找工作的。現在深圳的很多科技公司里,有很多很多我們的師兄弟。

我是去了東莞的國有銀行,工作還是不錯的,挺舒服的狀態。銀行金融電算化那一撥,需要大批的計算機人才,銀行是沒有任何儲備的,每年有一大茬兒一大茬兒的畢業生進入銀行。我在銀行做了四年, 1996 年辭職。我不喜歡,那會兒 20 多歲覺得工作枯燥,沒有前途,也看不慣體制內比較丑陋的東西,年輕有本錢嘛。我也是月光族,我一直都跟父母住,從來沒有生活壓力,辭職的時候一個月也有三四千元,自己也沒攢錢。

辭職出來我就去廣州工作了,我如果不是離開了原來的工作單位,我也能夠分房。雖然我是這個年齡,但是我沒有沾到這個光。只要單位里分房就會論資排輩,看工齡、職務、年齡、婚否。我記得最近的一次,我是當時沒分到的那批,我辭職前那會兒沒結婚,我同科室的同事結婚了就分到房了,兩室一廳。在東莞當時那套商品房 93、94 年的時候能賣 10-20 萬,那我沒拿著兒,后來我就跑了,不在那兒干了。

我有自己房子是九零年代初期以后,基本在我接近 30 歲的時候,當時想著自己工作的時候可以住,就在廣州白云機場旁邊買了第一套,家里贊助了一些。房子 30 萬,首付 12 萬,每個月供 1000 多塊。

那時候上海和東莞的房價差得不遠,真的不遠,我 1996 年在廣州買房子的時候,趕在廣州房市的一個相對高點,5000 塊錢一平方。 97、98 年在上海虹梅路就是 3000 塊錢。 廣州是走在相對前面的,因為廣州、深圳離香港近,商品化很快。當時身邊同齡人買房的很多,我一個朋友最早在 1992 年,還沒畢業就在深圳買房子了,當年深圳真是投機者的天堂,因為當時又有股票,各種炒,什么都能炒。

后來我自己做生意缺辦公室,98 年我就在東莞買了第二套,首付幾萬塊就拿了,房子也不貴,分期那時候很靈活很靈活的。房子不大,80 多平方,生活還是在父母家。2004 年我第二個孩子出生了,就覺得要買個大一點的,我就在東莞的中心區買了 200 多平方的大復式。全家都搬過去了,三代人,大的商品房,一梯兩戶,小區里面人車分流 ,有游泳池也有會所。

在 90 年代的廣東,游泳池基本是住宅區標配。

我什么生意都做過,計算機和貿易都做。我和朋友一起注冊了公司,我賣過電腦,賣過軟件,軟件還是我們自己撅著屁股寫的。現在還在的漓江明珠大酒店,像白宮一樣的建筑,集酒店娛樂餐飲一體。整個那一套的管理系統、收銀、KTV 點歌都是我們幫他們做的。那個工程當年 60 多萬呢,我們公司就 4-5 個人。我和一個同學搭檔,請了他的中學同學,還有一個做硬件的。我們有的是資源,我們就等于總包一樣,什么都干,有的部分就讓認識的同學來實施 。

我也賣過民品快消品,也做柜臺,什么都做。當時有人脈,看什么掙錢就做小生意。后來自己思考了一下,我們確實不算成功的,因為沒有清晰的主脈絡,一邊玩兒一邊做事,只能說賺點小錢。我們不是做純的上游,實際上是在做下游的一個個項目,做酒店管理的項目,我們這樣的做法純粹是靠人脈,因為當時東莞開了很多娛樂城和酒店,我認識的朋友多,朋友介紹就幫他做。

后來我們發現在廣州深圳這樣的 IT 重鎮,人家已經非常系統化了, IT 公司就是那時候成長起來的。他們價錢很低,利潤很薄,我們沒有他媽的 40-50% 的利潤我們不做的,他們 20% 就做了,他們要沖量。我們還會碰到綜合路線的問題,他們已經很套路化了,我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但是我的優勢是本地化,我在銀行期間認識了很多朋友,但畢竟不是一個市場。 像財政局的單子一臺電腦我賣 2 萬 5,我成本才 7000,后來這種不對稱被消除之后,就不是個方向了。

“別人跟我說,‘這個位置最好入黨’”

后來我就回到半個體制內,又回到金融圈了。我性格如此,不愿意去承擔那些生存的壓力,因為你有生存壓力,你做事情也不能夠專注,后來想想還是去靠個大樹吧。

我 1992 年到東莞,2006 年我父親去世,正好那年在上海有個工作機會,我就來了,所以其實我在四個城市都輾轉過。

相比起來,東莞的生活條件比上海好多了,我們東莞的小區相當便宜,60 萬,3000 (元)一平方,小區里已經有露天的大泳池了,還是拐彎的,還有室內的恒溫池,廣東的小區很少沒有游泳池。

我在東莞活得很滋潤,每天花天酒地,工作上我的能力就足以應付,而且已經做的不錯,自己也買了大房子,有車開,也管了幾十號人。我反正是當地有頭有臉的人,交往的也都是當地中上的人。

東莞 圖/pinterest

我剛來上海的時候,極其不適應。我們單位同事說一起租房子,我問“有會所,有游泳池嗎?” 人家說:“難找 ”。

我的住房期望值是一點點,一點點下降啊。

那時候住在上海的宿舍,公司幫我租的商品房,我那會也是高管嘛,挺大的三房兩廳。當時我們來的時候是救火,公司很多人離職自己創業,公司可能是抽干了。后來來了很多骨干支援,當時就先租了那個小區里的兩套房,一套四房兩廳,一套三房兩廳,后來陸陸續續他們階段性的完成任務就撤走了,最后剩下我一個了,留守在一個三房兩廳里,算起來我一共在那里住了兩年。

后來我還在古陽路租過一年房子,緊接著是交通路,火車站附近。

正好那會兒工作需要讓我入黨,也開始研究黨史,因為這個職務確實已經需要升黨了,“這個位置最好入黨”,這是別人跟我說的,基于一種世俗的角度跟我談這個問題。我當時其實對它沒絲毫興趣,當時說入就入吧,反正這有現實意義嘛,省得那么怪異,我不愿意太過突兀了。

入黨之后就索性看看黨史相關的書,黨史純粹是越看越好玩。我們小的時候受過這些教育,農民的憶苦思甜,以前飯吃不飽,我們當時立志要拯救生活在美帝國主義中,水深火熱的勞苦民眾。就像現在朝鮮的教育局說,只有我們這里最幸福,有一本書就叫《我們最幸福:北朝鮮人民的真實生活》。所以我們長大的過程,是被一點點顛覆的過程。

直到 2009 年我才定下來要常住在上海,就在天山路買了一套房。因為在體制內,不是想回去就能回去的,就說可能要我在這長待了。因為小孩也大了要念書了,兩個男孩子長期不在我身邊也不好,就決定全家搬到上海了。

我的戶口沒在上海,所以我只能買一套房子,沒有戶口是因為我有一個重要指標不合格,當時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我有兩個兒子,當二兒子出生所有的事前證明不夠的情況下,上海市是不給你的,這類似于一票否決,違反計劃生育政策是一票否決的。

我現在也還沒騰出精力想再去試試,因為首先我關注的是我大兒子考大學,考大學不受影響,既然他不受影響,能在上海考大學念書,那對我來說有沒有戶口就無所謂了。

兩個兒子的戶口都沒有在上海,但是上學不受影響,因為我是人才引進的居住證。但是現在不分了,現在就是積分制。

圖/lawyerfw

之前考慮到要離兒子的學校近,我們一家人就在閔行租了我朋友的房子,然后把天山的房子租出去,再用收的房租付這邊的房租,還有多出來的,就是過著這樣的生活。天山的租客大部分是外國人,日本人、新加坡人。那一片環境好,在蘇州河的南面,挨著地鐵二號線,交通非常便利,一些外企會給他們的員工住房補貼,他們就會出來租這種房子。

“我骨子里就挺厭惡這種炒作的”

我 2006 年剛來上海,沒事我就晃蕩到那個售樓處去看一眼,問“現在多少錢?” ,“一萬七,一套房子三百萬,” 我想他媽的有病啊,這么貴,因為在廣東那會兒才幾千塊錢。

我是 2008 年在天山買的房子,因為離我單位近,那時候天山已經兩萬了,那房子兩萬買下來后就沒有低于這個價錢過。當時考慮自己不太喜歡上海,說實話,因為我很喜歡廣東的生活,沒打算長期待在這,所以當時買房子只是作為一個且戰且走的策略,可以自己住,也可以做個小投資,所以就沒奔著大戶型去。

如果我是一個非常執著或者非常敏銳的投機者,剛來上海的時候我是有能力,或者踮著腳尖我是可以參與炒房的。

最早發財的那些人基本都是這樣,因為兩成首付,你可以放五倍杠桿,什么都可以,因為我骨子里就挺厭惡這種炒作的,我尤其不喜歡那些中介。我來上海之后基本上就是賣方市場,我雖然知道它是個現實,但是我特別厭惡,因為地產從事者,說白了,骨子里挺歧視的,他在我面前牛逼呵呵的,那我極其不能容忍,惱怒嘛,我就走了。

當時并沒有限制,我實際上可以買相鄰的兩套房子。我是有能力交兩套房的首期,并且月供兩套房,但可能我的工資供兩套房之后,手里只剩兩千塊錢了,我肯定能活得下去,但是2000 塊就意味著我沒法喝酒、沒法抽雪茄了,我不會想要過這樣的日子。

我對金錢的追求沒有那么強烈,日子也能過,我為什么要把自己的生活搞成那個樣子?我一直在選擇自己能夠承受的范圍來處置這些東西,我從來沒有孤注一擲、不管不顧的去選擇一個可能承受不了的后果。我也不至于像壓大小一樣惡狠狠的撲上去買把大,等著人家開。假設當時我這么做了,拿了兩套房,現在回頭去看是賺大了。但是如果當時在這種緊張的情況下我的工作出現了波動,會搞得我很狼狽,很狼狽。所以我不會后悔,因為當時只能做出這樣的決策,我認為是理性的決策。

那個時候買房,覺得房價大趨勢可能還會漲,但一直用房價繼續吹這個氣球來維持經濟體,以后會帶來非常大的危機。你想象一下,如果系統性風險爆了以后,在國內是消耗不了的,絕對消耗不掉,因為這已經成功的把銀行綁進來了,把老百姓也成功的綁進來了。

當它一塌的時候,你可以想象一下香港的房產空盤,你買一套房子,不但房子沒了,你還無端端的生出負債,這是非常鮮活的例子。1997 年我們在廣東,跟香港那邊的交流太多太多了。 那一波香港多少人被打成赤貧,多少人跳樓。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 圖/mailstar?

每個人都是參與者,必然有人買單,我們擔心的也就是很多東西是要我們的孩子去承受。從歷史上講,有流血的權利更迭,皇上換個姓,伴隨的是全國性的大的動蕩、混亂、死亡、流血,財富的再分配,很血腥。但現在可能不會那么血腥,但是你會承受一個比如說高速發展后的大蕭條,比如說現在的日本。

從宏觀上看,大問題是現在我們國家的發展極度不均衡,資源配備不均衡,地產只是經濟發展的折射。一個這么幅員遼闊的國家,只有那么幾個地方是人們愿意去的,那你們覺得這意味著什么?起碼意味著以后在這種地方生存競爭會越發的殘酷。

美國人一生遷徙,會換很多地方,因為美國最北邊的西雅圖,有高科技,微軟、亞馬遜、波音,德州有軍工、火箭,西海岸有硅谷和好萊塢電影產業,東海岸有金融,邁阿密有旅游度假、迪斯尼。這說明人家很多地方可以生存,很均衡,或者說并不是那么傾斜,中國?現在但凡有點出息,有點能耐的人, 除了北上廣深 ,你還有選擇嗎? 你沒有選擇的啊。

“中年危機”

我覺得中年危機現在是推后了,中年危機最嚴重的肯定不是四十歲,或者對于我來說肯定不是,接近五十歲的時候會有些危機。危機來自方方面面,各種焦慮,你的事業也到了天花板了,孩子都長大了,你要操的心也多了。他未來的走向,他的教育,他的性格養成,這些東西都得考慮。

我兒子今年高考了,放完暑假就該上大學了,就在上海。我最焦慮的就是他,我們再往宏觀里講,最焦慮的是整個社會。中國的社會不健康,在這種不健康的環境里頭,他的成長,他的未來還是挺令人擔心的。

比如說我認為這一塊土地污染非常嚴重,我就不可能在這地方種菜,或者說我即便在那種菜,我做個無良商人賣給別人,我不能自己吃吧,你明白這道理吧?在一個不好的土壤里頭,你不可能期望它種出優質的產品。

在這種環境之下,一個我覺得三觀很正的小孩,他如何適應?他可能面臨的就是一些痛苦。比如不公平,制度性的不公平就是你生意做大了之后你必須依附一些權貴。依附權貴這是必須的吧,就像那個“國民老公”一樣,他一直那么高調露面宣揚著他不正確的價值觀,還得到那么多人的追捧,那最后他們家可能要遭難,那你說這給人家競爭會傳遞一些什么東西?

圖/bwbx

只要有人類社會就有一定的不公平,但是至少在西方可能有一個充分的自我選擇的權利,而在這個地方沒有太多選擇。比如說我現在焦慮我兒子讀什么專業,最好是看他的興趣,但是我家小孩可能家里人照顧的多,他現在沒有強烈的自我想法。就需要我要幫他去選擇,那我站在哪個視角幫他選?

拋開興趣,那我會找一個我認為未來有發展的,或者說未來不愁生存的專業讓他學。那他能不能學出來,這本身是我的一個焦慮點。學出來之后,想想我每天的工作環境中,在體制內所碰到的這些所有的糟心的事,他是不是以后也會碰到?這些東西他能不能夠去正視,這不都挺令人焦慮的嗎?

我一個好朋友,以前他是開船廠的,他兒子中學就送出去接受美國教育,很獨立的一個小孩。他每年回來就自己訂經濟艙的票,因為我們有朋友在東航,想著這種國際航班那么遠,那哥們就說,把你兒子信息給我,如果頭等艙沒滿的話,我幫他升到頭等去,不要錢的。他爹跟他說了,但他上飛機就沒去找人家,因為他很不屑這種行為。

我覺得這很好,沒有白在外頭待,像我們?這種便宜不占王八蛋啊,對不對?這種錢我憑什么不賺,我不賺也會被一幫狗日的賺了,其實現在中國人就是這種心態。我們身在其中但也知道它很骯臟。那你說這種事情當你有了孩子之后,你焦慮不焦慮,你怎么教育他,讓他按照一種什么樣的生存法則去生存。

骨子里頭我是很鄙視這件事情的,但他要想混得好,那就得跟我的價值觀不一樣,這我太清楚了。那我就得教他投機取巧,去插隊,去給人拍馬屁,對生存來說是有價值的,但對一個品德和性格來說,我把兒子教成這樣,我心里是很過意不去的。

我 18 歲和我兒子 18 歲的時候是完全不同了,至少我們那會考上重點大學的比例還是蠻低,自己心中有那種驕傲和所謂的使命感,他們這一代是沒有的,他們很虛無,就像行尸走肉。

我問兒子你想干點啥,他說啥也不想干,就打游戲。我跟他說“你打游戲,這他媽的是一個失敗者的選擇啊。” 他理解不了我說這句話的意思。我說你知道你在這打游戲,跟三線城市城鄉結合部的殺馬特,你們倆干的是同一件事情,你知道嗎?你在這個城市,在這樣的家庭里,你和人家有什么區別?他沒回答我,他想不明白這件事。

游戲,我覺得它就是個精神鴉片,那跟吸毒有啥區別啊?你跟進傳銷組織,或者進一個邪教有啥區別?

圖/lds

他對世界和社會都沒有認識的,他還不知道階層呢。他覺得現在得到的這些事情是天經地義,不付代價的,都是我給他的,而且他同齡人也都這樣,他在上海的中學同學家庭條件都不差。

不像我們小時候,所有同齡人都是一個階層。我們那會最好的一點是“一切皆有可能”,因為那會權貴階層畢竟是一個特別小的圈子。我見的陰暗面少,我成長的環境也相對純潔,在學校里大家較勁的都是學習好不好,至少我們沒有比誰家更有錢。我們小時候鄙視金錢,我們很講義氣的,我兜里有十塊錢,我們三個人最后一起花了。我們就是那樣成長的。

現在已經不一樣了,小孩從小他們的階級已經形成了,他們的圈子也固化了,什么樣家境的孩子跟什么樣家境的孩子玩,富二代跟富二代玩。有一些人相對浮躁,就會踮著腳尖去做一些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情,我也看到過很多因為這樣摔跟頭的人,真的很多。所以你說這事不值得焦慮嗎?

我覺得這種焦慮跟我的成長,跟我從小受的教育有關,總覺得做任何事情總要有個意義。但我兒子問為什么生活要有意義?我說人的頭不由你自己做主,尾也不由你做主,中間這個過程很重要,你總要讓它過得有意思,精彩,趣味一點。至少我覺得你不要像一個行尸走肉一樣,至少你要清楚這件事情,明白了你可能會覺得人很渺小,你做不了任何事情,但也總比你像傻子一樣好。萬一攤上事了呢,你也得知道是怎么回事。

總的來說其實我是對這個國家信心不足,現在的社會及其不健康,起碼在現階段看,我們還看不到一個光明的未來。腦袋聰明的,精英們都走了,去國外了,就這樣一茬一茬的把最好的刮走,這個地方剩下的是什么呢?這才是大焦慮啊。

“你只要還在這個土地上,人人都逃不過去”

我們這一代人趕上了思想開放的末班車。我們從小是被洗腦的那一撥,我們趕上過很好的日子,趕上過思想上最開放的時代。那會兒沒什么禁忌,我們什么都會談,什么都可以說。

我們有家國情懷和社會責任感,我們認為自己是未來的頂梁柱,以建設美好國家為己任,憂國憂民。還會為這種事情傷腦子,還會去想一想我希望國家怎么辦,去思考政治制度。

為什么會這樣?我們從建國 1949 年開始,一開始沖擊的是一些社會精英,包括地主、富農,資本家,知識分子,沖擊到 1966 年。1966 年到 1976 年這段時間全民被沖擊,被壓制,生活在恐懼之中。1976 年后,1978 年到 1989 年這十年時間,是在強烈壓力下突然的釋放,釋放之后會有很多很多空間。你看我們那會兒上學,不管你是不是真懂,起碼大家都會去翻翻哲學、政治以及歷史方面的書。

我記得我買了一大堆什么叔本華、薩特、尼采的書。我買這些書不一定看得懂,我翻了翻看睡著了,但這是個氛圍,你知道吧?那會兒我們集體的記憶是我們都看過一個電視劇叫做《河殤》,很出名,那是對我們這個民族,這個國家挺深刻的反思。我們這些中國人的奴性,就是現在的二元社會,有個主子,在底下當奴才,奴才實在當不成了,反正要去做主子,也只有這兩個。

叔本華 圖/sinaimg

大學里政治老師上課,在的大階梯教室里。大學不都有大學政治課本嘛,他說:“后來的同學去把后門鎖上”,他把前門一關,說“今天咱們不說這個”,他就講西方的民主。那會大學里氛圍特別開放,我們還是個理工類學校,全是一幫理科男。

其實你說我們的思想能有多成熟不可能,因為沒受過系統的教育和訓練,只是有一個關心這個國家未來走勢的一個心。現在八零、九零后根本找不到這種。這種關心來自哪里?我們從小受我黨的教育,政治活動我們都沒落下,我從小學一年級入學,歸屬于某一個組織了后,我們就游行,反擊右傾翻案風我們去游行,打倒“四人幫”我們去游行,我們充分參與到每一件國事里去了。

我爺爺他們那一輩人為了這個事付出的代價太慘痛,太慘痛了,讀了真實的共和國史之后你仔細去捉摸和想象,那真是震撼極了。老毛任上 1949 年以后,有數據說是 6000 萬人口非正常死亡,你想象一下多么可怕。土改一件事情打土豪、分田地,殺了 200 萬人,200 萬人可能就是一個小國家的人口,這多么可怕。都是精英聰明人,有知識,吃苦耐勞才會攢下這些家業,那些盲流最后把他們合法的搶了,很邪惡。

全國那種情景,人都癲狂了。你說稍微有點心智的人,當時有我們這樣知識面的可能比例太小,但你想象一下,旁邊都是一群瘋狗一樣的人,跟打了雞血一樣跟你說“你是什么樣,你是什么樣”的感受。想象一下那些知識分子是生活在什么樣的恐懼中才會自殺,就像老舍,多么樂觀、多么詼諧,就住在這前面的傅雷,什么樣的恐懼和絕望他們才會自殺,這事情難以想象,沒有人去清算。

傅雷 圖/sinaimg

現在價值觀的引導變了。你不需要開口,你不能有政治訴求,你不能有宗教訴求。隨著科技手段先進了之后,它的控制會越發的嚴格,越發的有效。那人的精力往哪宣泄呢?為什么說一個社會是墮落的社會,就像古羅馬為什么最終墮落了,其實是沒有精神支柱。所以在西方才有宗教作為一個社會穩定的維系。世俗的政府去管理日常,在精神領域有東西去填充。

在中國精神領域是沒有填充的,所以大家都在找各種組織,一個群、一個愛好都能成為一個組織。這個事情在國外沒有那么嚴重,它一定是發燒級的朋友才會混圈子,就是你愛這樣東西到了某種層級才會有圈子,但我們不是,我們初入門檻就要去混圈子。

所以現在你會發現各種聚會、各種湊在一起,大家都挺空虛的。你看現在小學同學都經常聚會,大家一定要找一些東西把我們維系在一起,小學同學其實大家可能社會階層和視野都不一樣了,但就是要湊在一起。他找出那一點點激動來都好了,其實這是一個社會很腐爛的體現。

我同齡的有些人就徹底回避這些事,不去思考,不去想,我過我的日子。比如說我有個同宿舍的兄弟,他是外企里的中堅力量,還有同學在科技公司做項目經理,從來不關心這件事。這里面有很大的危機,我們歷史上也有過這樣的時代,紙醉金迷的時代,所有人什么都不想,最后只會遇到更大的災難,并不能躲過。

歷史一直循環往復,一個循環兩三百年,你要知道我們的循環都是流血的,以死四分之一甚至更多的人口為代價的,你只要還在這個土地上,人人都逃不過去。

作圖:林玉堯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鄭逸明為化名

題圖:pinterestwikimedia,ups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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