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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 6 月 9 號來的,25 年了,一直在上海打工、成家” | 房子和我們的生活③

文化

“1992 年 6 月 9 號來的,25 年了,一直在上海打工、成家” | 房子和我們的生活③

溫欣語2017-09-06 07:22:38

房子是人類可以消費的最大商品,它也是個人生活變遷的見證者之一。好奇心日報會進行一系列以房子為線索的報道,看看過往發生了什么。

到了總結一段歷史的時候了。

我們的大多數讀者只是經歷了這段歷史的尾聲,大部分故事是由上一代寫就。

我們希望傳達的是它最有價值并應該傳承的那一部分:篤信進步、發展;社會會持續不斷為個人提供更好更大的空間;努力,并且獲得相應回報;自由是可爭取的,堅信我們最終會到達。

其實這就是普世價值。

當“歷史”這樣的詞擺在我們面前的時候,往往為宏大敘事所覆蓋,我們希望用更多微觀層面的采訪,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梳理。

我們從個人生活中關注度最高的“房子”入手,開始這個記錄。

在蘇愛四川老家的房子門口,種滿了各類樹

蘇愛小時候住的房子很大,一大家子總共有十幾間,有一個被她稱為“龍門子”的大門,從那走到房間有很長的距離。進屋得經過高高的臺階,地板和房梁都是深色木頭,院子內外種著竹子、苦楝樹和橘子樹。

按照蘇愛的說法,這房是“打地主的時候”分給她們家的,“地主”就住在隔壁,后來也經常互送東西吃。這前后的記憶蘇愛記得有些模糊了,除了“爸爸喜歡在煤油燈下看書”,大抵是幼時窮苦,在山里讀書,雖然寄宿在學校旁邊公社工作人員的宿舍里,但公社里的人免去了母親每個月背米上山的勞苦,因此蘇愛就用幫人干活來還這份人情。同是這段經歷教會了她吃苦和容忍。

蘇愛 1974 年出生在四川省蒲江縣,這是成都西南邊一個有 25 萬人口的縣城。她出生的時候父親已經 50 多歲,母親 40 多歲,上面還有兩個哥哥和一個姐姐。

大多數蒲江人都留在了當地做小生意,蘇愛的姐姐卻只身一人到江蘇的紡織廠打工,最后嫁到了上海。1992 年蘇愛到上海投奔姐姐。到上海的那天是 1992 年 6 月 9 日,她記得特別清楚。

其實蘇愛加入了最早一批從四川到上海的打工潮,同年,中國有大約 4000 萬農民流入沿海城市打工。此后的 5 年時間里,這一人數達到了 1.4 億。

當時正值上海舊城改造,曾有媒體將這一時期稱為“九十年代上海百萬居民大動遷”,出現了大量的臨時拆遷房,這也讓外來人口有了暫時落腳的機會。蘇愛就在上海漕河涇附近尋得了一處四連排的拆遷平房,這個 17 平米,堆滿了蜂窩煤的平房記錄著她打工生涯的開端。

她還住過附近農民的民居,那時候當地人已經察覺到外來務工的人潮,他們通常會在院子里靠墻搭一個 10 平米的小房間出租給外地務工人員,蘇愛就在這個角落里住了 3 年時間。這期間,她遇到最多的就是來上海打工的浙江人。

蘇愛現在是上海蓮花路華納酒店的經理。我們在天鑰橋路一家購物中心里采訪了她,她的兒子今年 18 歲,正在這里上英語補習課,蘇愛很重視兒子的英語教育,未來她希望兒子能進入外企工作。

以下是蘇愛的口述,你可以通過這種方式來了解她:

“我們以前住的房子很大,是啞巴家的”

之前我們是住地主家的房子你知道嗎?以前文化大革命打倒地主的時候就把房子分了,我們家分了一大片房子。

我出生就住在這個房子里,聽我媽媽說,隔壁啞巴的爸爸媽媽就是地主。我們的房子都是啞巴家的,不止我們一家人,這后面一大家也是他們家的,不止 10 套房子。

啞巴后面分到的房子小了,他后來只有三四間,我們家人多,所以房間比他大。我家里有爸爸媽媽、大哥哥小哥哥、姐姐和我,六個人,我們加到一起可能有十好幾間。還有豬圈、廚房、堆雜貨的,樓上堆草的房間,稻草玉米稈都要燒一年。

我們家是那種農村的大院子,農村的老房子會在房間里吃飯,家里我最小我媽老叫我去關門,我們叫“龍門子”。我很怕,我就奔奔過去再奔奔回來,這當中很黑,要從房間里走到大門去。我就使勁跑,我媽說,鬼在追你啊?!

所以現在我一個人在家的時候,我也會把家里檢查一遍,開著燈,我就是怕呀。如果老公兒子都不在,我就把門關上,然后弄盆水把大門頂住,有人進來我就會聽見。

圖/epochtimes

我們以前住的房子很大,有上街沿、下街沿,我們在大院子里種竹子,種苦楝樹,種很多不同的東西。那房子很好,下面是石頭,上面是木頭,可以開窗看外面,很漂亮。我們老家說,可能有地烏龜、小蟲子從潮濕的地里爬出來,我們就拿出來去賣錢,可以入藥。進那個房間就像現在的小復式一樣,有個臺階上才能到房間里面,房間都是木頭地板,一條一條很寬。頂上還有一層,都是木頭的。

2001 年左右他們把那個房全拆了,就覺得人家都蓋樓房了,我們家也要蓋房子,就蓋了現代化的農村新民居。畢竟以前那個房子很破舊,燒柴把家里熏得黑不溜秋,灰塵都黑黑的。我不知道你們懂不懂,每年過年我們都要拿掃帚掃,我們那叫“揚塵”,你燒柴它就往上面飛,房子里全是黑乎乎的。

啞巴前兩年去世了。啞巴很聰明,在我小時候他就是個識字的啞巴。我們兩家就隔了一個院墻,他有時候燒好一個東西從院墻端過來,他就“嗷嗷嗷"叫兩聲,等他吃好了,他還會在院子里兜一大圈兜到我們家來玩。他有時候在大的堂屋里燒飯,我們也到他家去,在堂屋里打牌。

鄉下人都很窮,但啞巴很愛干凈,他只要看到我跟穿得很破的或者是掉鼻涕的小孩子在一起,他就跟我媽媽說讓我不跟他們玩。

啞巴他可能有自己的心事。他特別小心眼,有時候我們沒有招惹他,他有點不開心,就不睬你了。平時家里推個豆花會相互送,他一個人我們有時候也給他送去。他有時候推了豆花,一個人吃不了也會給我們送很多來。有時候他不高興了就會說,給我們吃的東西太多了,我媽就說那就算錢給你。過一段時間他想想又跟我們和好了。

他的年齡可能和我爸爸媽媽差不多,但是他一生都沒結婚,到死都是一個人住。

“1992 年,我去了上海”

以前我爸爸在街道供銷社里賣糖,后來他出來跟我媽媽兩個人在自己家里擺攤,做小賣部賣糖賣煙。那時候我記得很清楚,別人來的時候沒錢就先賒賬,賒賬了以后第二次來給我們第一次的錢。

有一次一個知青一直賒,賒到后面就走了。當時就去政府查地址打聽,查到他家,后來我姐姐跑了很遠很遠,有幾十里的山路,跑到他家去把錢討回來了。那時候就十幾二十塊錢,但很值錢。

圖/botanwang

我們農村現在也是這樣賒賬。我們縣里有賣電器的,他說“這個電器三千一百六,我還可以賣到三千五嘞”,我說“你為什么能賣三千五”,他說如果“明年給我,我就三千二,后年給我,我就三千四、三千五,我不要利息的啊?”

所以我們這里的人買東西沒有存款,就是借錢先買,寫一個身份證,比如我現在需要電器我先買回來,我過年賣豬,或者等我年底賣橘子了再付。

當時有個知青跟我大哥哥很好,我大哥哥大我快二十歲,前兩年我大哥哥去世了。后來那個知青到鄉下來找人,就像找過去的回憶一樣,到之前插隊落戶的地方看看,找到了我們家,但我大哥哥已經去世了。

知青在我們家吃飯中隊也要給糧食,他也要交錢。比如說中隊里給米,我媽媽燒飯,就給我媽媽記五工分。知青來的時候就是大集體,以前沒有錢,就是記工分發糧食。今天你出工了,男的五分,女的三分,然后月底一算你出了多少分,你多少分,就分多少糧食。是根據比例來的,不是一分一斤糧食,是要看今年收了多少糧食,按比例分。

人民公社 圖/nosdn

后來變化了就是分田到戶了,什么都要自己干。我覺得我姐姐那時候特別辛苦,大哥哥又分家了,不干活。所有的農活都是我姐姐在干,家里人也是她照顧,很辛苦,她就像我媽媽一樣。

我最困難的時候是爸爸媽媽年齡大了那一兩年,95 年 96 年的時候,家里比較苦。我爸爸是五十歲養我的,我媽媽是四十歲養我的,你算算看,我到十八歲,我爸爸都六十多了。六十幾歲的老頭子,農村的話當年已經什么都干不了了。

本來我準備去小鎮上的塑料廠上班,做塑料袋,一個月 60 塊錢。但他們說 60 塊一個月,還要先交五百塊押金才能去,所以我后來沒去。我找不到工作,沒有經濟來源,那個時候也不可能再種田了,做生意又沒本錢。

我姐姐先出來打工了,她到了江蘇,在以前很多鄉鎮企業開的那種織布廠工作,江蘇這邊有很多織布蠶絲,她就挑那種有刺的剪線。我姐膽很大,可以沖,雖然那工作錢不多。后來她結婚嫁到了上海,我來上海喝喜酒,她就說你不要回去了。以前上海的四川人很少,她說她一個人在這里也沒勁,就讓我來上海打打工,所以我 1992 年就來上海了。

1992 年 6 月 9 號來的,25 年了,一直在上海打工、成家。

蘇愛剛到上海時在姐姐家的客廳“打地鋪”

我記得我姐姐剛嫁到姐夫家就覺得,哎呀,怎么這么好。你知道在 92 年的時候,姐夫家就已經有地板和浴缸。我姐就覺得像電視里一樣,都是裝潢過的房子。

我剛來的時候,她還告訴我她婆婆有三萬多塊存款,我記得很清楚,三萬八。我說,怎么這么多錢,因為我們那時候工資就 150-60。你想想,要多長時間才能存三萬多。她婆婆其實就是工人,夫妻倆都是工人,很節約。她什么都會算,買什么菜都會算,是很精明的那種上海人。

我記得最傻的是我剛到上海,我姐姐帶我去買衣服和皮鞋。就在華山路,現在很繁華,以前就是老房子鋪的街面房。一路看過去試了之后,我就想買。我姐說“不急,你試好了,等下我們再看看別的,萬一你還有其他喜歡的。”

我說,“萬一沒有了呢,明天不趕集了,你不買等下人家都收攤了,要后天才能買。”

我們老家是今天趕集,擺攤的就很多。趕集就是把村里的東西拿到鎮上去賣,鎮上的很多店都會開門。我們小鎮是一三五七趕集,可以買也可以賣,二四六就是我們小縣城蒲江趕集。縣城包括好多鄉鎮,每個鄉鎮趕集的時間也不一樣。

那時候,我姐告訴我,“不會的,只要有錢,這里每天都可以買。”

我姐姐現在過得挺好,她兒子上大學了。她在徐家匯有房子,現在住在松江,在松江也有房子。

上海昔日街道 圖/pinimg

“給上海人拆遷臨時用的過渡房”

我剛到上海是住在姐姐家,姐夫是上海人,房子不是很大,六十幾個平方,兩室一廳。爺爺奶奶一個房間,姐姐和姐夫一個房間,他們給我打了個地鋪。

住了半個多月,我姐夫就給我找了漕河涇附近的臨時拆遷房,就是平房,是之前給上海人拆遷臨時用的過渡房,最后很多人都搬了,那個房子人家已經看不上眼了。他們就把房子租給外地人,那時候已經有外地人來上海了,浙江人特別多。

為什么給我這一間?因為那家人搬走了,留了好多煤球,你知道嗎,就是蜂窩煤,以前是用蜂窩煤燒飯。我姐夫就告訴我,你那個煤球可以燒很長時間飯啦。

那里有 4 排平房,每排有 12 家,我是最后那一排。那個房間就 18 平米,我放了床、桌子和一個吃飯的臺子,還有就是蜂窩煤。租這個房子很便宜,二三十塊。房子前面有一塊搭出來的地方,每家人都有一個地方可以燒飯,一個水龍頭洗菜。

堆滿蜂窩煤的臨時拆遷房開啟了蘇愛的打工生涯

我左邊住著一個賣水果的浙江人,右邊是一個老夫妻帶著女兒,他們在桂林公園門口賣茶葉蛋、油登子,還有一個四川人在幫別人喂豬。

我一般早上 6 點過去上班,坐 43 路從上海師大,冠生園路坐到南浦大橋,有時候晚上 7-8 點才能趕車回家。我早上出去會把我的煤球弄好,隔壁那個老奶奶賣茶葉蛋,我不在家她就把我的煤拿過去,等我回來她再給我放一個進來,這樣她就不用生煤球,可以直接燃起來燒飯。

我其實不知道她換了我的煤球,后來她女兒給我說,“我媽天天換你的煤。”

那時候我在廠里上班,做紙袋子,幫人家疊、折、穿線。一開始做那個紙板比較難,因為紙板很硬,你要把板撐到里面你再拉進去,會把手劃破,一天下來肯定會破的,有血印那種劃痕,特別疼,特別疼。

后來我姐夫一個同事在現在上海南站一個酒家工作,就介紹我去那里上班了,做餐廳服務員。我很忙碌,但那時候我不知道累,我覺得我的勤勞是從我媽身上學的,我和我姐都很勤勞,到誰那里都愿意干活,不是說你瞧不起我,我才干,我就愿意干。

但是當時身邊的上海人覺得很累。上海人干一會兒,他們就擺兩個臺子一坐,說啥都累,其實我沒看他們干活。我就問“我沒看你干活,你累啥呀?” 她就說“去去去,你這個小孩不知道。”

那會兒還碰到個笑話,當初因為我從農村到上海,你知道我們四川當初根本沒有什么魚,什么都不懂,那時候餐廳外面有個大池子養有魚。客人問我,“鯧魚新鮮嗎?”我說“新鮮啊,早上還在那池里養的。”但是鯧魚是海魚,是不可能養的,它一出海就死了。我不懂呀,我心想你說新鮮不新鮮,那養在水里的總歸新鮮咯。他們就取笑我。

圖/pinimg

做服務員那會兒我住在酒店宿舍,一個房間擺四張床,一樓這邊是男宿舍,這邊是女宿舍,條件比臨時拆遷房好多了。宿舍是新房子,被子也是酒店的,也有空調了。那時你想九幾年,有空調已經很稀奇了。我的工資最高的時候有 450,我寄了 400 回家,就剩 50 塊。

兩三年之后我又開始賣化妝品、賣小副食,都做過。那個時候有人介紹我到東方商廈做化妝品的柜臺促銷,說化妝品挺好。98、99 年東方商廈還是很高端的地方,我坐 43 路剛好能到,所以我就在那里工作了。

之前住的臨時拆遷房被推倒后,我還住過漕河涇那邊農民的房子,住了 3 年,很小,就 10 個平方,房租是 100 塊最后漲到了 120 塊。其實就是農民的兩層樓房子,他們自己住二樓,一樓租給了一個浙江打工的,然后又在院子里搭了一個給我住,很多人都這么干,那時候他們已經看到很多打工的開始借房了。

蘇愛借住在院子里搭建起的 10 平米的小角落,她的鄰居是同來打工的浙江人

之后我又到安亭別墅酒店做了五年客房,然后就到了瑞特,又跳槽到華納酒店。我現在在蓮花路的華納酒店做了七年多了,現在是客房部的副經理,負責管客房服務員這一塊。

最開始我做服務員的時候覺得他們人很壞,有的事情發生在別人身上他們不說,發生在你身上,他們就會說你。比如一個碗,別人沒拿他就只會說“唉,你碗怎么不拿”,但是你不拿他就說,“哎你怎么天天不拿碗?”就這種口氣。

我做服務員就會經常這樣被欺負,等我做領班的時候我就想,現在服務員不會欺負我了,領班也不會欺負我了,當我再往上做主管的時候,我想領班不可能欺負我,主管也不可能欺負我,最后就只有經理可以欺負我。

我現在是主管了,沒人欺負我了。

上海華納酒店 圖/ctrip

其實到哪個單位都一樣,我看多了,你做得再好有什么用,你是后面來的肯定會被前面的人欺負,他肯定看不慣你。其實每個單位都有,不是針對外地人,就算你是上海人,你到新的單位都會被上海人欺負。

我沒有后悔來上海,我賺了錢基本每年都回家,但是回去玩幾天就覺得必須回來了,因為必須要賺錢。之前我們單位人事部經理到我老家招人,到過我家,后來回上海他問我,“你們家那么多橘子樹,有那么多東西,你跑到上海來干嘛?” 因為上海人到了那個地方就感覺山清水秀,但是他不知道長期在那里生活下去,沒有經濟收入你不行的。

每年過年后,我身無分文是怎么回事呢?發好年終獎我肯定要回老家過年,離開家之前我把錢全都給父母了,買票就沒錢了。老家我有個姐姐,不是親的,每次我出門前,她就會借我錢買火車票回上海,等回來發工資了我就還她。

“有快 20 年了,這個房子就 40 個平方”

我的衣服、鞋底都是我媽媽以前做的,她什么都會做。以前村里面來知青,不會分到別人家,就分到我們家,因為我媽媽炒菜做飯很好吃,還會做很多特色的小吃,大腸里面灌糯米,粘成一段一段吃,還會在鍋里煎糍粑,糯米湯團,玫瑰心...都是手磨。

我媽媽是在上海去世的,我從懷孕五個月開始我媽就來上海了。我上班,我媽就給我領孩子,我媽當時已經七十歲了。她說,反正以后老了還要回家。她不喜歡上海。

當初她幫我帶孩子是?2000 年,那時候剛流行吃肯德基,我覺得我孩子吃什么,就該叫我媽媽也吃什么。她試了之后說“這肯德基不好吃”,她情愿買一只雞回來像我們老家那樣燒。但我覺得即使不好吃,你也一定要嘗嘗看。

我是?2000 年結婚的,我丈夫是航天局下面一個企業的倉庫管理人員,是我姐姐介紹我認識的。我們現在住在一個 6 層樓的老公房,是我公公家 1976 年分的,就是街道分的產權房,我公公是部隊的,所以又分了另外一套房子,他們就搬出去了。我和我丈夫結婚后就一直住在這里。

有快 20 年了,這個房子就 40 個平方,在天鑰橋路零陵路,沒有客廳,進去就是陽臺、廚房和衛生間,有 2 間朝南的房間。

蘇愛在這間老公房住了快20年,現在仍和丈夫以及兒子住在這里

現在住在那個小區的都是 60、70 和 80 歲的老人,還有 100 歲的,他們在郊區都有房子,但是因為這里近,在市中心,所以不愿意搬走。現在這個房子已經是 7-8 萬一個平方了。這附近是體育場和龍華廟,這一圈都是老公房沒有公寓,我們是上海第一批改造后的獨門獨戶的老公房,我們前面還有沒改造的,現在衛生間廚房都還是合用。

我們現在也沒在上海買房子,我們工薪階層幾百萬的房子也買不起。

我兒子覺得他就是正宗的上海人,因為他從小在這里長大,他沒有四川的感覺。現在小孩生下來就可以跟著父親母親的戶口,但是我們當年小孩滿了五歲以后才可以把戶口遷上來,所以他之前就跟著我的戶口,我的戶口在四川,所以他是五歲以后,戶口才從四川遷到上海。但是他的身份證號碼現在也是四川的 510 開頭。

有時候他會說“媽媽,我們到哪里去玩兒吧”,我就說“你媽是外地人,別人也會說你是外地人”,他就說“不會的,我有上海戶口。我不是外地人,我是上海人。”

像我文化不高,說實話,現在是到頂了。酒店這個行業也不是什么了不起,就是熟練工。我不是看不起酒店,其實酒店挺好,挺舒服,我做到現在,至少天天不加班,也沒有什么大的壓力,年假都有。

對我來說,從四川走到上海,這樣已經很好了,工資也不低,但是對我的孩子,我覺得他就不要走這條路了,畢竟他在上海這座大都市。他現在十八歲,高二,我給他報了韋博國際英語,一年兩萬五千,他很喜歡口語,他現在跟外國人沒有障礙交流。他去學的時候旁邊很多都是工作的人,我就說不管,你就去學。

我覺得像我們這種文化,這種見識做不到很高端,我還是想他做得更好一點,他學的是財會,懂英文,到外企肯定比我們酒店好,但壓力肯定大。

在上海我也沒有什么大富大貴,我老公挺好,兒子很聽話。其實我沒有什么追求,也沒有要求,當年我結婚的時候,我老公問,“你要什么條件?總歸要裝房子吧”,我說我只要有地方吃飯和睡覺,因為能吃能睡就什么都好呀,我現在也一直都是這樣。

我這個人好像沒心沒肺的。

作圖:林玉堯

題圖:stocksnap、ups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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