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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我覺得房子是透亮的,每個人都是透亮的” | 房子和我們的生活②

文化

“那時我覺得房子是透亮的,每個人都是透亮的” | 房子和我們的生活②

李麑2017-08-29 07:14:27

房子是人類可以消費的最大商品,它也是個人生活變遷的見證者之一。好奇心日報會進行一系列以房子為線索的報道,看看過往發生了什么。

到了總結一段歷史的時候了。

我們的大多數讀者只是經歷了這段歷史的尾聲,大部分故事是由上一代寫就。

我們希望傳達的是它最有價值并應該傳承的那一部分:篤信進步、發展;社會會持續不斷為個人提供更好更大的空間;努力,并且獲得相應回報;自由是可爭取的,堅信我們最終會到達。

其實這就是普世價值。

當“歷史”這樣的詞擺在我們面前的時候,往往為宏大敘事所覆蓋,我們希望用更多微觀層面的采訪,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梳理。

我們從個人生活中關注度最高的“房子”入手,開始這個記錄。

搬離了上海鞍山四村 30 年,毛時安仍能清晰描繪出這片他曾居住過 30 年,又離開了 30 年的區域,幾棟分屬不同工廠的家屬樓串起了他的空間記憶。上海工具廠、新滬鋼鐵廠、新中動力機廠……這些工廠早已遠去,留下的是大片面貌相似的行列式多層居民樓。

很難計算清楚上海究竟有多少個“新村”,人們不過多討論不同新村建造年代和背景的差異,模糊地統稱其為“老公房”,一個流傳度更廣的稱呼是三個形容詞的疊加——老破小。

攝影師宋濤、季煒煜組成的“鳥頭”曾在十多年前出版過一本名為《新村》的攝影集。如今翻看,大部分的新村還長一樣,五至六層的房子被綠化環繞、墻頭的貓、小區里的健身設施,似乎每個樓道都會停放一輛歸屬不明的廢舊自行車……《新村》的封套上是一連串的驚嘆號——“我們當然要拍你們!我們的六層樓房!我們的散發著新鮮水泥氣息的六層樓房!!我們的被飛快建造起來又被飛快推倒的六層樓房!!!因為我們就是你們!”

上世紀五十年代,這座城市的勞動模范、先進工作者是被敲鑼打鼓送進工人新村的。毛時安還記得搬進鞍山四村的那天,“現在的人沒有辦法理解的,我覺得房子是透亮的,每個人都是透亮的”。

六十多年,榮光變庸常。

“9 歲前,我已經搬過了四次家”

1957 年,9 歲的毛時安搬進了鞍山四村,這是上海工具廠分給父親的房子,也是他人生前九年的第五個“家”。

第一個家在上海打浦橋,毛時安在這里出生。1949 年,父親在上海丟了鉗工的工作,在遙遠的黑龍江省牡丹江市找到了一份差事,舉家遷往。“我對東北沒有什么記憶,除了冷,就是一次母親帶我去哈爾濱辦事,坐了一趟沒完沒了的火車。”

建國后上海迅速恢復生產,大量需要工人,全家又搬回了上海,租住在老北站附近,“我還記得巷弄口有個鐵匠鋪,私人的,那時候還沒公私合營,夜里太安靜,只能聽到叮叮當當的敲擊聲”。

沒等到鞍山四村的公房建好,毛時安先行轉學到了四平路第二小學(今同濟小學),和父親工廠的幾個學徒一起租住在附近。四平路二小在同濟新村內,不同于當時為工人興建的住宅,同濟新村是同濟大學教職工的家屬院,這所家屬大院里的小學也成為同濟的子弟小學。

“當時有很明顯的一條界限,‘村內人’和‘村外人’,‘村內人’還會進一步細分,看父母是老師還是校工。踢球比賽也會按照這條界限來分隊。但大體上,村內的同學比我們這些村外的要教養好、功課好,當然我是個例外。”

入住鞍山四村前,他們還在附近農戶家的柴房住過一陣,毛時安的“村外”同學有的居住條件更差。“有一個同學住的是草棚,他們家是舂米的,當時沒有糯米飯,過年過節的湯團都是這樣舂出來的。

曠野中仍有戰時留下的“碉堡”,毛時安有同學曾以此為家

“還有一個男同學和他爸爸住在碉堡里,國共戰爭之后留下了很多碉堡,大部分現在都拆了,也有的還留著。當時那個附近就是鄉村,有田地、曠野,圓圓的碉堡看起來像個墳頭。他們就找了一塊布簾作遮擋,住在里頭。”

“現在看上海到處都是房子,當年什么都沒有,我記得曠野里還有一棵被雷劈過的枯樹,鞍山中學附近還有一座破廟(蕭王廟,今新華醫院附近)。遇到有人過世,就能看到道士穿著五顏六色的衣服在那棵枯樹下面做法事。那時候人也不講究,夏天老太太不穿上衣,垂墜著乳房,用蒲扇扇風。小孩子哪像今天,冬天我們就用樹的節墊在鞋底,在河面上滑冰。那時候的冬天很冷,到一月底河面上的冰就已經很厚了。”

“那時,我覺得房子是透亮的,每個人都是透亮的”

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的羅崗教授曾研究上海的工人新村,建國前,除了極少數工廠曾迫于早年工人運動的壓力建造職工宿舍,大部分的工人和平民都和毛時安的同學一樣,住在棚戶區,解決住房困難是這個社會主義新政權成立初期的挑戰。同一時期的前蘇聯也面臨過同樣的挑戰,他們給出的方案是一個被稱為“赫魯曉夫樓”的社會住宅計劃,這種五層高的小戶型簡易居民樓在前蘇聯的各個城市復制推廣。而上海則特別面向工人,通過為工人造住宅實現居者有其屋。

1951 年,上海市政府成立了“上海工人住宅建設委員會”,時任副市長潘漢年籌建了工人新村,以解決上海三百萬產業工人的住房困難。曹楊新村(一村)最早建成,1002 戶來自各個工廠的勞動模范、先進工作者家庭被敲鑼打鼓送進了這里。整個五十年代是工人新村的建設高峰期。

毛家是鞍山四村的第一批居民,當時一家五口人被分到了一個套間。父母帶著妹妹住在朝南的主臥,約 17 平方米,毛時安和三個弟弟擠在朝北的次臥,約 14 平方米。不同于曹楊新村,這里有獨立的衛生間和廚房,但建設之初還沒有通煤氣。

“那個房子有 33.8 平方米,實用面積,當時不講什么建筑面積,而且只計算‘住人的部分’,也就是臥室,廚房、衛生間什么的都不算面積。當時的租金一個月只有八九塊錢,到了七八十年代漲到了二三十塊。”

鞍山四村房屋平面圖

最初的鞍山四村只有三層,每層住著四戶人家,左右對稱,兩邊是如毛家一樣的套間,南北兩間臥室,有獨立的廚房衛生間。中間是兩個單獨的房間,供新婚的年輕工人居住,共用衛生間和廚房。“我父親是七級鉗工,很年輕,后來升到了八級。工具廠的車間主任也住在這里,八室,我家當時五口人,后來有了妹妹,他們家四口人,我們住的房子是一樣的,并不因為他職位高一點有什么不同。不能說絕對平等吧,那個時候都是相對平等的。”

“剛搬進來的那天,我覺得像是進了天堂,真的毫不夸張。紅色的木頭樓梯、木質的窗戶外面能看到藍天和曠野。我和父親、弟弟一起刷了墻。現在的人沒有辦法理解的,那時,我覺得房子是透亮的,每個人都是透亮的。”

去舊貨攤淘家具是一件樂事,毛時安回憶父親帶著他們淘回來一個斑竹的書架、吃飯的方桌、寫字臺,慢慢拼湊,從無到有。“那個時候在舟山路、大名路有一些舊貨店,現在提起來人們想到的就是淮海路的舊貨商店,那個當然比較高檔,我們那個時候沒那么高檔,就在這些地方買買。”

“那個時候物質上是比較窮的,但大家都有憧憬,真的有種主人翁的感覺在里面。”物質匱乏年代,人們總有建造的熱情。煤球爐是當時的必需品,需要打開窗戶防止煤氣中毒,“最開始大家都很窮,沒錢做管道,后來開始慢慢用鐵皮做一根管子通出去。”這種煤球爐沿用了很多年,直到六十年代開始通煤氣,這在當時很“隆重”,毛時安還和弟弟自制了一個煤氣爐,用舊家具改的,比正常的尺寸稍大一些,下面放碗碟,上面是灶臺,一旁還有拓寬的面積可以放菜。

新村里的“互通有無”

“三室里爺叔”、“四室里阿姨”,這是工人新村的常見稱呼,比王阿姨、趙奶奶的流通性更廣,當時鞍山四村一個單元共有 12 戶家庭,毛時安一家住在五室,他是家中長子,代號“五室里老大”。

五室里老大還記得,七室和八室里住著相對“體面”的兩戶人家,七室是父親在上海工具廠的徒弟,娶了個條件不錯的太太。和動輒去舊貨攤淘二手家具的毛家不同,七室結婚,整套家具都是新置辦的,還有自己的收音機。

“八室里爺叔”是工具廠的車間主任,學歷較高,以前在杭州讀過高中,他的太太是個護士。“用現在的觀念看,他們算當時很洋派的了。以前新村里的一般爺叔、阿姨覺得他們好像很另類。當時女性一般穿短褲、汗衫,‘八室里阿姨’已經穿胸罩、三角內褲了。怎么知道的呢?她洗干凈晾在內陽臺,就是連在臥室里面的那種。雖不是直接掛在窗外,但人們總還是能從樓下的不同角度看到,就會指指點點。”

“那時還沒有‘隱私’這個詞,聽都沒聽過”,毛時安和新村里的孩子時常串來串去,經常光顧的一個地方是附近新中動力機廠的一棟單人宿舍,特別用籬笆墻圍起來。“六十年代他們廠還特別為單身職工配了一臺公共電視機,前面時常圍坐著附近幾個新村里的孩子們。”

毛時安的母親患有心臟病,不工作,補貼家用的方式是幫工人洗工作服,很厚的帆布需要泡在堿水里,洗掉機油。擰干又是另一番功夫。

新村里有一種“互通有無”,除了餛飩、餃子等家常菜,“八室里阿姨”頗有神通,“她在醫院有渠道能弄到孕婦生產后留下的胎盤,這在現在講當然不合法。但在當時“八室里阿姨”就把胎盤帶回來給我媽媽補身體。雖然最后也沒能補成,她還是很年輕就過世了。”作為交換,毛時安的母親幫助八室的雙職工夫妻,在他們加班的日子里照顧八室的一對雙胞胎兒子。

1952 年 7 月 3 日,兩名兒童在新建成的曹楊新村散步。(圖片 / 解放日報,攝影 / 汪剛)

收集糖紙是新村里孩子的一項游戲,“但新村里不會有糖紙,糖果對工人而言太奢侈了。”毛時安還記得帶著弟弟走出新村,一路沿著打虎山路、控江路、大連路、周家嘴路、商丘路,走到鴨綠江路橋(今海寧路橋),直到外灘。

“那里游客多,那時也不講究,吃了糖就隨意仍在路邊”,毛還記得糖紙收藏的詳細步驟,先用溫水把臟東西洗干凈,特別是玻璃紙,再一一貼在廚房和陽臺之間的玻璃窗上,吸干水分,從玻璃上小心揭出,“得慢慢來,很容易破掉”,得到簇新的一張糖紙,夾在書里。

“三年自然災害時,有一種‘綠葉奶糖’,定價昂貴,兩角四分,斜條的葉子,印在波浪一樣的藍色玻璃紙上。還有米老鼠的糖紙,很多也很受歡迎,其實都是本地產的,和迪士尼沒有關系,盜用米老鼠的形象而已。”

新村里成年人的“游戲”則是樓道里一度秘密進行著的“標會”,雖然這種小規模的民間信貸被明令禁止。“每家出 15 元,抽簽決定順序,每個月集中在一戶人家手里,可以用來買點平日里負擔不起的物品。”毛時安記不清當時標會的具體規則,通過標會有的家庭給孩子們買到二手的冬衣,毛家則是一張寫字臺,還是舊貨攤淘來的。“窮歸窮,我們家還是有一張寫字臺的!”

毛時安和弟弟從舊貨攤淘來的斑竹書架舊照(圖片 / 毛時安)
坐在今天的書房里,毛時安還是能清楚地記得他對當時鄰居家書架的羨慕,連借過哪些書都能記得清楚。(圖片 / 毛時安)

“要讀書!”

“上海工具廠是一個三千多人的大廠,我的父親很年輕就做到了七級鉗工,三十多歲就升到了八級,最高級別。和一般工人不一樣,他就喜歡鉆研技術,鉆研文化,本身只有小學畢業,后來他自己鉆研讀到了高中。我從父親那里學到的,就是要讀書!”

三年級時,家庭狀況還可以,爸媽甚至在國際飯店為毛時安辦了一次生日會,禮物是一本《兒童時代》,書里有 1956 年剛剛獲得國際和平獎的齊白石,還有班超出使西域的連環畫。“我自己花錢買的第一本書是《黑旗宋景詩》,三角錢,在四平路二小的地攤上買到的,講山東濰坊的農民起義。”

搬進鞍山四村不久,毛時安就從有著“村內”、“村外”之分的四平路二小轉學,轉到了打虎山路小學(今打虎山路第一小學),他家的陽臺正對著這間小學的操場。后來毛時安成了作家、文藝評論家,年近七十歲的他仍能記得小學五年級的一次作文比賽,他拿到了第三名,作文在整個學區的不同學校展覽,傳到了四平路二小,令“村內”的那些同濟子弟刮目相看。“我就是不服輸,我哪里就比別人差了。”

“五室里老大”是個讀書人,“當時的四村人都知道,走到哪里我都要捧著本書看”。“八室”最讓他羨慕的是書架,“今天我自己的書不要太多,書房不知道要大上多少倍,但我永遠記得當初孩子時的那種羨慕。最開始不好意思開口直接問大人借,有一天看到八室爺叔和阿姨都不在,偷偷問雙胞胎,這才順利借到。”

普希金的《致大海》插圖

借到的書包括《牛虻》和《普希金文集》,很多年后毛時安曾參與過一次文藝評論回憶,比較《普希金文集》的不同譯本,他還是覺得八室里借到的那個版本最好,“它包括了普希金的作品、詩歌、小說、評論和年譜,六十多年過去了,我總還能記起里面的插圖,普希金在皇村的一顆樹下坐著,另一張是《致大海》,他穿著風衣站在礁石上,海浪拍打著礁石。”

高中畢業,“文革”開始,毛時安被分配到了上海紅旗電磁線廠工作,他還記得每天往返于鞍山四村和位于軍工路的工廠之間的步行距離。“每天五點半起床,(五點)三刻吃好早飯出發。冬天的路還是一片漆黑,沿著撫順路,走過上海銅材廠的鳳城新村,穿過去是寧國路,再穿過去又是一片田野……到了 6:20,我身上開始出汗了,五角場有部隊,軍號從很遠的地方傳過來,接著是氣象預報,再后面是樣板戲。那個時候到處借書,偷偷地借回家,夜里回家看書、抄書,找同學借,找廠里的年輕工人借,相互傳。大部分書都不知道經過多少人的手,破破爛爛的,夏天汗流浹背地抄,冬天哆哆嗦嗦地抄。”直到今天毛時安還保留了十幾本當年的手抄書,為了節約紙,字號非常小。

“那時候青春期,也很壓抑,一個人在陽臺上唱歌吹口琴,《紅河谷》啊、西班牙還是古巴的《鴿子》,也是偷偷摸摸借來的曲譜。口琴是八室爺叔的侄子送的,他早年從杭州來上海讀書準備考大學,考完了回杭州之前,送了我這把口琴,還有甘肅甘肅師大附中的一套復習資料,那是當年教育質量很好的高中。”

“后來這把口琴丟了,我還記得是 1967 年 8 月 4 日,上海發生了一次大的武斗,從早上打到了黃昏,我帶著口琴去學校看,混亂中就丟了。”

“后來高考恢復,我考了兩次大學,成績都很好,但政審不合格,兩次都不合格,有個招生辦的老師肯幫我,一直幫我推薦,一趟一趟地跑(各個部門)。后來我比新生晚一個入學,別人 10 月,我是 11 月。” 毛時安進入了華東師范大學,后來的路走得順遂,做文藝評論,加入了作協,后來成了政協常委。

不服輸的毛時安覺得自己幸運:“可以說從新村到今天,我從未懈怠過,每一次都付出了十二萬分的努力。但我也清楚,并不是每一個付出過十二萬分努力的人都能成功。”

他曾為《文匯報》寫過自己的高中同學昌龍,昌龍沒有讀大學,在寶山區為機關做攝影師,“去年,很不幸他查出來患了癌癥,但他還不錯,大部分新村人逐漸到了社會的底層,誰能聽得到他們的聲音?”

“有能力有條件的人早就從新村里搬出來了”

毛時安留在了上海,兩個弟弟去了東北和安徽插隊,等到他結婚時母親已經過世,父親再婚搬出,妹妹也結了婚搬去了四川北路。南北兩個套間只剩下毛時安和小弟弟兩對夫妻居住。“后來有了點矛盾,就找了相鄰一棟同樣戶型的人申請‘對調’房子。”?

“八十年代后期,我們把鞍山四村的房子買下來了,原本說是‘分’給你的房子其實是租的,之前每個月要交租金的,之后住了兩年,我太太的單位分房,我們就賣掉了鞍山四村,搬去了涼城四村。當時女兒在鞍山中學讀書,我們每天接送并不方便,要換公交車的,后來就搬到了曲陽新村。”

曲陽新村的“躍層式”住宅

曲陽新村的房子并不大,只有 26.8 平方米,但房型很是時髦。“那是上海第一次有躍層,我們住在八樓,我們家是‘向上躍’的,樓上是臥室,樓下是客廳。同一層樓對門的鄰居則是相反,他們是‘向下躍’的,這樣可以交錯開來。那時候第一次看到這樣的住房,新鮮極了。”

毛時安的女兒后來考上了復興中學的高中,毛時安特意請王安憶、趙長天、陸星兒、葉辛等作家朋友在這個躍層的新鮮房子里吃蟹喝酒。“每次‘變房子’我都叫作協的朋友一起買,有的人不大肯,我們就借錢買。”

“我太太一輩子就有一個念想,就是住得好一點。” 1997 年,毛時安到了文化局工作,“當時已經開始賣商品房,國家補貼了我一點錢,我們東拼西湊買了龍華西路的一套公寓。再之后又換到了瑞金南路。”一路買房換房,2009 年,毛時安一家搬進了古北的一間新房,157 平方米,他也終于有了自己獨立的書房。上世紀八十年代,古北開始興建,它緊靠虹橋商務區。第一個成片開發的高檔住宅區就在古北,最初這里的“外銷房”吸引了跨國公司的外籍員工。這里也被認為是“富人區”。

“不得不說,有能力有條件的人早就從新村里搬出來了,還住在鞍山(四村)的人,有的可能都不知道上海有古北吧。”

如今毛時安在古北的住房

近幾年,毛時安每隔一陣都要回鞍山四村看看,當初艷羨的八室里爺叔和阿姨一度搬離,但最后又回到了鞍山四村居住。毛時安曾居住過的那間房也被重新改造,原本南北的兩個房間被分割成了兩套獨立的房子。曾經“不講隱私”的新村,在南北兩個房間中間砌起了一堵墻,一分為二,各有獨立的衛生間和廚房。

最初的鞍山四村只有三層樓,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為了增加住房供應,又在原本三層樓的基礎之上向上加蓋了兩層。1-3 層還保留了原來的木頭樓梯,再往上是水泥樓梯,鞍山附近的工人新村大多保留了這樣的改造痕跡。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的楊辰副教授曾研究過這種“加蓋”,不像今天大多打著“舊城改造”名義的項目將原居民遷往郊區,這種改造保留了原有的居民,又增加了住房的數量,“這在經濟上看可能并不‘劃算’,在那個年代之后幾乎再也見不到這種‘加蓋’式的改造了。”

今天的鞍山四村(圖片 / 毛時安)
今天的鞍山四村(圖片 / 毛時安)
今天的鞍山四村(圖片 / 毛時安)

但改造的頻率不斷放緩。如今這些新村的 1~3 層,木頭樓梯年久失修,人走過會發出吱吱呀呀的聲響。這里靠近同濟大學,同濟大學創意學院曾為附近街區的公共空間進行設計和改造。鞍山四村旁的蘇家屯路,一棵樹上出現了一顆碩大的玻璃球,這是一個感應燈,聚攏的人越多,燈就會越亮,設計者希望能通過這個作品帶來社區的凝聚力。

“但這些小修小補沒什么力度”,在古北住久了,每次回鞍山四村他都有些不能習慣。“管線設施很老化,外露的電線捆起來像亂稻草,蜘蛛網還有章可循一點。停車也是亂糟糟,樓外面看吧,油漆涂得嶄新,里面就黑乎乎一片,物業管理跟不上,電表箱一塌糊涂,扶梯地板都顫顫巍巍,一腳踩上去都要擔心會不會塌掉。”

盡管如此,鞍山四村的房價并不低,除了那些搬不走的原居民,外地有條件的年輕人也在此買房,“老破小”的價位相對可以負擔,這是他們落腳這座城市的第一塊跳板。毛時安曾經就讀的打虎山路小學如今成了楊浦區重點,“學區房”是這處“老破小”的新價值。


作圖:林玉堯

題圖:stocksnap、Maxime Amoudruz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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