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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地球上只有一個硅谷?這得從 60 年前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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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地球上只有一個硅谷?這得從 60 年前說起

Leslie Berlin2015-07-13 16:24:03

一個硅谷歷史學家深入剖析硅谷形成的來龍去脈──要想創造未來,必須理解過去。

本文由?Medium 和?Leslie Berlin?權《好奇心日報》發布。Leslie Berlin 是參與了斯坦福大學硅谷檔案項目的歷史學家,也是《微芯片背后的人:羅伯特·諾伊斯和硅谷的崛起(The Man Behind the Microchip: Robert Noyce and the Invention of Silicon Valley)》一書的作者。

“不了解過去,你就無法真正理解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史蒂夫·喬布斯在他年輕的時候,就解釋了為什么他要花很多時間和老一代的硅谷企業家們在一起——那些人里包括了發明了商業化集成電路的羅伯特·諾伊斯(Robert Noyce)、英特爾創始人安迪·格魯夫(Andy Grove)以及 IT 營銷之王雷吉斯·麥肯納(Regis McKenna)。

那是 2003 年 5 月一個美麗的周六早晨,我正和喬布斯坐在他家客廳的沙發上,就我正在寫的一本書采訪他。我請他再多說一說為什么他會像他說的那樣,“去感受硅谷歷史上第二個最好的時代,那個半導體公司引領計算機發展的時代”。我想知道,為什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還不夠、為什么他還想去挖掘他們的大腦?

“這就好像是叔本華說魔術師一樣,”他說。看我一臉茫然,于是他叫我等著,他沖上樓去,過了一分鐘他下來了,手里拿著一本書,開始大聲讀起來:

“一個人的人生,見到過兩代或者三代人的成長,那么他就像坐在表演場上的魔術師的棚子里,把一場表演連續看了兩三次一樣。魔術師的把戲只看一次才有意思,當人們不再感到新鮮、不再被魔法所欺騙,表演也就沒有效果了。”

史蒂夫·喬布斯和羅伯特·諾伊斯史蒂夫·喬布斯和羅伯特·諾伊斯

喬布斯明白,歷史給了他在魔術師的把戲還沒耍到他身上的時候,就看到、并且看穿它們的機會,所以他就能知道該如何應對。

往后 11 年,到了 2014 年。我當時正要去見羅伯特·泰勒(Robert W. Taylor)。1966 年,泰勒說服了美國國防部建造了阿帕網(ARPANET),它最終構成了互聯網的核心架構。他后來又去運營了著名的施樂帕洛阿爾托計算機科學實驗室(Xerox PARC Computer Science Lab),這個實驗室開發出了世界上第一臺現代個人電腦。作為自己職業生涯的最后一站,他率領著 DEC 的一支團隊打造了當時世界上最快的搜索引擎——而那是 Google 創立前好多年的事了。

造訪泰勒就好像是開車穿過了硅谷的時光機一樣。你可以沿著 280 號公路一直開,開到那條蜿蜒曲折的街道的盡頭,開過沙山路上的風投公司們。而在周末,這條兩車道的街道就會變得無法通行,因為穿著緊身衣的騎行者會成群結隊地騎著他們幾千美元的自行車沿著陡坡爬坡,以提升他們的心血管功能。在拐過一個急彎以后,你仿佛就進入了另一個世界,到處樹木繁茂,溫度也很涼爽,海邊的紅杉樹密密麻麻地布滿了山丘。伍德賽德(Woodside)的這片區域的手機信號總是時有時無,遠處山腳下的 Buck’s Restaurant 里,就在大清早喝咖啡的過程中,就又能談成幾樁大生意。GPS 會努力地試圖搞清楚方位,可過一會兒也就放棄了——沒信號。

當我到達泰勒那所坐落在山上、可以俯瞰硅谷的房子的時候,他告訴了我最近有另一個人因為某種力量的驅使前來拜訪他。很明顯,驅使他前來的那股力量正是當年史蒂夫·喬布斯所懷有的那種好奇心。這個人就是馬克·扎克伯格,和他一起來的還有他所創立的 Facebook 的幾名同事。

“扎克伯格一定是聽說了我知道很多歷史上的事兒,”泰勒拖著他的德州口音回憶道,“我猜他是想看看我是個什么樣的人吧。”

要想創造未來,就必須理解過去。

我是一個歷史學家,主要研究的對象就是硅谷。所以對于喬布斯和扎克伯格都明白“硅谷的過去對現在至關重要,以及歷史的教訓可以推動創新走得更遠”這件事,我一點兒都不感到驚訝。當我和這個領域其他的創始人和從業者聊天的時候,他們也想聽聽以前發生的事情。他們的問題往往歸結為兩個:為什么硅谷能率先發展起來?為什么它能如此長時間地保持世界科技經濟中心的地位?

我想我可以回答這兩個問題。

首先要定義幾個概念。當我說到“硅谷”的時候,我特指的是舊金山半島狹長的延伸地帶,它被夾在舊金山東部海灣和西部的海岸中間。(沒錯,硅谷實際上就是一個山谷——在海灣的遠端也有山。)從傳統上講,硅谷包括了圣克拉拉縣(Santa Clara County)和圣馬特奧縣(San Mateo County)的南端。在過去的數年中,阿拉米達縣(Alameda County)和舊金山市也從法律上被認為是硅谷的衛星城,或者說被看作是“大硅谷”的一部分。

以一個偶然的機會,“硅谷”這個名字在 1971 年變得流行起來,把它叫響的人是一個愛酗酒、愛追故事、愛散布流言蜚語的記者。此人名叫唐·霍夫勒(Don Hoefler),他為一家叫作《電子新聞(Electronic News)》的貿易雜志社寫稿。以前,這片區域被叫作“心靈歡樂之谷(Valley of the Hearts Delight)”,以杏子、李子、櫻桃和扁桃果園而著名。

“這是個淳樸的農業區,三代人都在這里經營著面積不大、卻收成頗豐的家庭農場,過的都是靜宓、美麗、健康、豐饒的生活,”著名的西部作家華萊士·斯泰格納(Wallace Stegner)如此回憶往昔。要想看看當時這個山谷長什么樣,可以看看1948 年拍的這部宣傳“心靈歡樂之谷”的視頻的開頭幾分鐘。

造就硅谷的歷史力量一共有三股:技術、文化和資本。

技術

在技術層面上,可以說硅谷是幸運的。1955 年,晶體管的發明者之一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搬回了帕洛阿爾托,他曾經在那里度過了他的童年。肖克利也是個天才物理學家——1956 年,他將和別人分享那年的諾貝爾獎——他還是一個出色的教師,以及一個糟糕的企業家和老板。由于他是個天才的科學家、發明家,因此肖克利有能力把全美國一些最聰明的青年研究人員都招到了自己的麾下[肖克利把這些年輕人稱為“靈光的腦瓜(hot minds)”]。從波士頓到新澤西州的貝爾實驗室,美國的東海岸是一個公司和實驗室集中的地方,而這些年輕人穿越了 3000 英里,從那個研究項目很多的地方跑到肖克利這里來為他工作。由于肖克利是一個出色的教師,所以雖然這些年輕的科學家們幾乎沒有人做出過晶體管,但在肖克利教過他們以后,他們不但理解了這些微小的設備,而且開始獨立在半導體電子領域開始了自己的創新。

威廉威廉·肖克利的員工舉杯祝賀他獲得 1956 年的諾貝爾獎。

而由于肖克利是個糟糕的老板——他是那種會公布薪水,并讓員工進行測謊測試的老板——許多來為他工作的人都迫不及待地離開了他,為別人打工去了。結果證明,這個“別人”就是他們自己。1957 年,肖克利手下的 8 名員工創辦了他們自己的半導體公司,這個公司名叫仙童(Fairchild),這也是硅谷第一家影響深遠的現代創業公司。當 1960 年代末,仙童半導體分崩離析之后,它的員工又創辦了十幾家新公司[這其中就包括了英特爾、美國國家半導體公司(National Semiconductor)和AMD]——這些后來的公司被統稱為“仙童系(Fairchildren)”。

仙童從仙童公司出走的八人:戈登·摩爾(Gordon Moore)、謝爾頓·羅伯茨(Sheldon Roberts)、尤金·克萊納(Eugene Kleiner)、羅伯特·諾伊斯、維克多·格里尼克(Victor Grinich)、朱利亞斯·布蘭克(Julius Blank)、讓·赫米(Jean Hoerni)和杰·拉斯特(Jay Last)。照片由?Wayne Miller/Magnum Photos?提供。

和硅谷的未來同等重要的,是肖克利教給他的員工打造的技術:晶體管。幾乎和現代科技革命以及硅谷相關的一切都可以追溯到這個小之又小的晶體管上。

你可以把晶體管看作是作為硅谷這顆珍珠內核的那粒沙。當人們把晶體管和其他各自分開的電子元件(比如電阻和電容)串在一起、在一層硅上形成一整個電路的時候,這顆珍珠的下一層才會顯現出來。這種新的設備被稱為微芯片。然后有人想出了一種專門可以在上面編程的微芯片:微處理器。世界上第一臺袖珍計算器就是以這些微處理器為核心做出來的。后來又有人想到,有可能把微處理器和其他元件以及一塊屏幕組合在一起——于是就有了計算機。人們為這些計算機寫好了用來做操作系統的代碼,并在這些系統的基礎上編寫出了各種軟件。到了某個時候,人們就開始把這些計算機彼此連起來:這就是聯網。再后來人們意識到,有可能把這些計算機“虛擬化”,把他們的內容遠程存儲在“云”上,而你還能在存儲在上面的不同計算機的信息之間進行檢索。后來聯網的計算機也瘦身了,只留下了屏幕、鍵盤和指點設備(現在只用一根手指就行了)等關鍵組件,計算機也被做成了平板電腦和手掌大小的智能手機。后來,人們開始為這些移動設備編寫應用……

你應該掌握了技術方面的概況了。這些變革都是和摩爾定律節拍器一般的節奏相吻合的。技能的學習是通過打造硅谷這顆珍珠外面一層的技術、并將其商業化來實現的,這個過程鞏固和支持了下一層技術的發展或者在相關行業的發展。比如,蘋果公司就是一個經常被人們提到的“獨具一格”的公司,但蘋果電腦早期的關鍵員工此前都曾在英特爾、Atari 或者惠普工作過。支持蘋果公司的風投以前要么支持過仙童或者英特爾,要么也曾經在這些公司工作過。著名的 Macintosh 電腦用戶體驗好,有圖形用戶界面、可以重疊的窗口和鼠標,而這些都是因為 1979 年的時候,喬布斯和一群工程師去參觀位于斯坦福研究園區的施樂帕洛阿爾托計算機科學實驗室的時候受到的啟發。蘋果公司是硅谷環境和技術根基共同作用的產物。

文化

這也就把我們引到了硅谷誕生背后的第二股力量:文化。當 1955 年肖克利、他的晶體管和他的招聘行動出現在硅谷的時候,這里基本上還是個農業區,規模較小的當地產業對高科技(那時候人們愿意把它叫作“太空時代”)有著明確的關注。當地最大的雇主是國防工業承包商洛克希德;IBM 當時正要在那兒開一家小的研究機構;惠普是硅谷中少數幾個 1950 年代之前成立的本土科技企業,當時也才成立十幾年。

與此同時,斯坦福正在積極地努力建設它的物理和工程學院。弗雷德里克·特曼教授(Professor Frederick Terman,他也是 1955 到 1965 年間物理和工程學院的院長)擔心斯坦福的畢業生會因為美國東海岸過于強大的吸引力而導致“人才外流”,因為那里有足夠多的工作。所以他和學校董事會主席J·E·華萊士·斯特林(J.E. Wallace Sterling)打造了一個被特曼稱為“技術型學者社群(a community of technical scholars)”的團體,這個團體中,產業界和學界之間的聯系比較靈活,這也就意味著在新的晶體管和微芯片公司開始發展的同時,技術上有所儲備的工程師隊伍就已經在那兒了。

沃茲尼亞克和喬布斯沃茲尼亞克和喬布斯

這種趨勢隨著人口的爆炸而得到了加速。在 1950 到 1970 年間,圣克拉拉縣的人口增長了兩倍,從大約 30 萬居民增長到了 100 多萬,也就是說,在 20 年的時間里,平均每 15 分鐘就有一個人從外地來到圣克拉拉。總體來看,新來的人都比此前已經在這里的人更年輕、受教育程度更高。硅谷從一個高中學歷的老年農民扎堆的社區,轉變成了一個滿是 20 來歲的博士的社區。

所有這些新來的人都涌進曾經的農業地區,意味著它有可能圍繞著新成立的公司的需求營造一種公司的氛圍,而不是讓自己為了適應新的行業而服從于現有的企業文化。在這個后來成為自我持續的循環的過程中,從專業律所、招聘流程和原型制造機構,到開明的股票期權計劃、分區制法律和社區大學課程,一切外圍體系都慢慢發展了起來,最終形成了一個立足于技術的商業基礎設施體系。

歷史學家理查德·懷特(Richard White)說,現代的美國西部“生而現代(born modern)”,因為人們是追隨著美國國內和國外的市場而來的,而不是先于市場而來的。硅谷誕生于后現代時期,它與市場的聯系不但在它誕生的時候已經存在,而且對于嘗試新型企業架構、嘗試和美國東海岸延續了近 200 年的商業慣例大相徑庭的企業行為,人們可以理所當然地接受。

從一開始,硅谷的企業家就把自己看作是和美國東海岸的同行們截然相反的人。西邊的人認為自己是牛仔、是開拓者,在這個“新前線”上的人們都很大膽,失敗了也不必感到慚愧,它只不過是吸取教訓最快的方式而已。在 1970 年代時,海特和阿什伯里街(Haight and Ashbury)的一角成為了反文化的中心,而這個地方從硅谷開車走走就到,受此影響,硅谷的公司也因為他們悠閑放松、衣著隨便的文化而出名了,而且他們的產品也讓他們出名了,因為像電子游戲和個人電腦一類的產品把先進的科技帶給了“剩下的所有人”。

資本

當正確的科技種子落到這片尤為肥沃而又具有接受力的文化土壤上的時候,資本就成為了促使硅谷出現的第三大關鍵因素。而且時機的選擇再次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是美國聯邦政府的資金讓硅谷得以起步的。美國國防部會全盤買下早期的微芯片,而惠普和洛克希德也會把產品賣給軍方客戶,聯邦政府的研究經費大筆大筆地投給了斯坦福,由于政府對冷戰的擔憂,硅谷成為了因此而受益的一方,因為美國國防部愿意在幾乎任何先進的電子產品和電子系統上花錢。實際上,美國政府就是最早投資硅谷的風投資本家。

1970 年代,第一大波風險投資公司在硅谷成立。紅杉資本(Sequoia Capital)和凱鵬華盈(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and Byers)都是由原來仙童公司的人在 1972 年創立的。這些風險投資公司也愿意去資助亞馬遜、蘋果公司、思科、Dropbox、電子藝界、Facebook、Genentech、Google、Instagram、Intuit 和 LinkedIn——而以上只是在它們投資的公司名單上排在前半部分的公司。

當一代人成功以后,他們會轉而為下一代企業家提供財力和管理經驗上的支持,這一模式就是硅谷能持續成功最重要、卻又是自發形成的秘訣。羅伯特·諾伊斯把它稱為“重新為我釣過魚的小溪儲備魚苗”。而在他著名的 2005 年斯坦福大學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史蒂夫·喬布斯則把這種在不同時代之間傳遞經驗的做法比作了兩位接力跑運動員在交接棒。

所以以上說的是硅谷的崛起,那它為什么能經久不衰呢?

不管怎么說,如果現代硅谷的誕生從 1950 年代算起的話,到現在,這片區域已經走入了它的第七個十年。在這段時間里,大約有三分之二的時間,那些在觀察著硅谷的人都在預測它將很快消亡,而且他們還往往拿底特律來作比。首先,1970 年代的石油危機和能源危機當時正在讓專業化生產微芯片的工廠倒閉。而在 1980 年代,來自日本的競爭又成為了人們擔憂的話題。互聯網泡沫的破滅、在世界其他地方出現的難以對付的科技園區、讓隨地工作變成可能的互聯網和移動科技:所有這些都曾經被看作是為硅谷敲響的喪鐘。

技術時代之前的心靈歡樂之谷。OSU Special Collections.技術時代之前的心靈歡樂之谷。OSU Special Collections.

硅谷經濟的周期性是眾所周知的,但它卻做到了事實上的經久不衰。現在已經是2015 年了,出自硅谷的專利和 IPO 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多,而且風投資本和天使投資的份額也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大。硅谷合資企業協會(Joint Venture Silicon Valley)最近發布的一份報告稱:“我們這里的工作崗位已經連續四年在增長,我們在美國也是收入最高的區域之一,而且在全美國增速最快的高薪行業中,我們所占的份額也是最大的。”即將成為企業家的人還在繼續從世界各地來到硅谷,即使有些并不是在硅谷創立的公司也搬了過來(Facebook 就是一例)。

為什么?硅谷綿延不斷的力量背后是什么?答案就是,雖然硅谷經濟已經被證明非常有適應能力,但許多在 1950 年代建立硅谷時的因素,今天依然在不斷鞏固著硅谷的實力。

技術

不論是從技術方面講,還是從支持依靠半導體技術的基礎設施方面講,硅谷都依然在受益于晶體管長久以來的覺醒。與此同時,當和半導體并不直接相關的新產業(比如生物科技)在硅谷崛起的時候,它們就已經利用了業已存在的基礎設施和支持體系。

資本

風投資本一直都是硅谷新興企業所獲得資助的主要來源。2014 年,共有 145 億美元的風投資本被投向了硅谷,占到了全美國所有風投資本總金額的 43%。硅谷風投資本中,有超過一半的錢流向了軟件業,而軟件業的崛起,也解釋了為什么最近許多科技公司搬到了舊金山。(應該指出的是,在 145 億美元中,有將近一半的錢投到了舊金山。)制造微芯片、計算機或者專業生產設備(這些都是過去發生在硅谷的事)需要許多人、龐大的生產業務,以及獲得專門的化學品和處理設施,這些往往都需要占用很大面積的土地。而編寫軟件的話,這些東西都不需要了,事實上,軟件工程師完成工作需要的東西,不過是一臺電腦和一些云端的服務器空間。因此軟件公司很容易就能開在像舊金山這樣的城市里,很多年輕的技術人員也想去那里住。

文化

硅谷還在繼續吸引著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在 20 世紀后半葉,國際移民大軍從全美國的其他地方跑到了硅谷,而到 21 世紀,這股國際移民大軍則是從全世界的其他國家跑到了硅谷。再怎么強調移民對于這一地區、對于現代科技產業的重要性都不為過。今天,硅谷將近 37% 的人是在美國以外出生的,而在這些人中間,超過 60% 的人是出生在亞洲、20% 出生在墨西哥。硅谷的家庭中,有一半的家庭內部交流語言不是英語。在硅谷的科技和工程類崗位工作、擁有本科學歷的人里,65% 的人出生于另一個國家。讓我再說一遍:在硅谷科技和技術領域工作的、完成了大學教育的人里,有三分之二的人出生在美國以外。(在硅谷所有行業里工作的大學畢業生中,有將近一半人是出生在美國以外。)

可以換個角度來看這個事情:從 1995 年到 2005 年,在硅谷所有創業公司中,有超過一半的公司有至少一位創始人是出生在美國以外的。他們創辦的企業(像 Google 和 eBay 這樣的公司)已經為美國創造了工作崗位,并在美國打造了數十億美元的市值。

現在,硅谷正和過去一樣,是由移民建造并維持的。

1970 年的戈登·摩爾和羅伯特·諾伊斯。圖片由英特爾提供。1970 年的戈登·摩爾和羅伯特·諾伊斯。圖片由英特爾提供。

斯坦福大學在這中間起到了核心的作用。2012 年有人預計說,從 1930 年代起,由斯坦福大學的創業者創立的公司每年平均為世界創造 2.7 萬億美元的營業額,并且已經創造了 540 萬個工作崗位。這個數字包括了主業不是科技的企業:比如像 Nike、Gap 和雜志連鎖店 Trader Joe’s。但即使你只看從斯坦福大學出來的硅谷企業,這個名單也足夠令人印象深刻了,其中包括思科、Google、惠普、IDEO、Instagram、MIPS、Netscape、NVIDIA、Silicon Graphics、Snapchat、太陽系統(Sun)、Varian、VMware 以及雅虎。實際上,一些評論家已經抱怨說,斯坦福大學近年來已經成為了一個過于專注于學生創業的大學——這個說法我并不認同,卻被巧妙地寫進了 2012 年某期《紐約客》里一篇名為《創富大學(Get Rich U)》的文章。

變革

上面的內容都有著很重要的延續性,但變革對于這一區域的長盛不衰也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幾十年來,硅谷一直在不斷地進行著自我的徹底改造,只要快速瀏覽一下這一區域新興的或者領先的技術,這一點就非常明白了:

? 1940 年代:測量儀器

? 1950、60 年代:微芯片

? 1970 年代:生物科技、使用芯片的消費電子產品(個人電腦、電子游戲等等)

? 1980 年代:軟件和網絡

? 1990 年代:互聯網和搜索

? 2000 年代:云計算、移動產業、社交網絡

對冒險的崇拜、大衛殺死巨人哥利亞的故事、在數據顯示了相反的證據時依然堅信失敗能教會人們重要的商業經驗——這些硅谷給人的感覺并沒有改變,但在過去的幾年里,伴隨著美國西部對淘金熱和狂野西部的比喻,在硅谷也出現了一個新的比喻:顛覆(Disruption)。

“顛覆”的觀念,大概是基于 1942 年由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首先提出的一些想法而產生的,他說,小公司(通常是擁有技術的小公司)可以參與到市場競爭中來,并完全重建一個看起來已經建立起來、并且基本上不會被變革所改變的行業。所以,Uber 正在顛覆出租車行業,Airbnb 正在顛覆酒店業。從本質上講,顛覆的故事和西部傳奇是一樣的:一種新的方式橫空出世,把已經建立起來的世界帶向了更好的方向。你可以聽到同樣的主題:冒險、反正統的思考、機遇和冒險。這只不過是舊瓶子里裝著的新酒罷了。

向新的語言的轉變,可能可以反映出移民在今天的硅谷所起到的關鍵作用。這一地區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上班族所具有的文化背景里,都沒有孕育出牛仔和開拓者。這些移民甚至都不會向西去到硅谷,他們會去東部或者北部。在這種文化轉變中,美國西部的象征將堅持多久,是一件頗值得關注的事情。我打賭它正在逐漸偏離硅谷文化的核心。

在過去的十年里,硅谷文化一直在發生著別的新情況。反正統的小家伙現在已經成了正統的大家伙。蘋果公司和解了一樁反托拉斯訴訟;你正在聽說 Facebook 或者Google 這些硅谷公司正在收集美國公民的大量數據,有一些還到了美國國家安全局的手里。當硅谷公司開始像蘋果公司 1984 年那個著名的 Macintosh 廣告里那樣,像一個老大哥一樣注視著你?

關于未來的短暫假象

通過把硅谷定義為一個物理上的地址,我開始了以下這些思考。經常有人問我,在一個移動科技的時代,互聯網和網絡連接只會變得更快,那么地點將如何發揮它的作用呢?你在哪兒還有沒有意義呢?換句話說,地區是不是一個已經過時了的概念?

我認為,就科技創新而言,物理上的地址將繼續有意義。接近性是很重要的。在人們開電視電話會的半個小時里,是無法產生出創意的。重要的工作可以遠程完成,但那些會帶來真正突破的對話卻往往會在無意之間迸發出來。人們會在大廳里、咖啡店里、做禮拜時、健身時,或者站在場邊看孩子踢足球時遇到彼此。

正是因為地址將會繼續發揮重要的作用,因此對硅谷未來最大的威脅既來自美國,也來自美國以外。硅谷的創新經濟依靠的是它把世界上最聰明的頭腦都吸引到自己這里來,他們才是硅谷得以不斷創新的“刷新”鍵。如果硅谷失去了對這些聰明人的吸引力——也就是公立學校教育質量的下滑讓他們的孩子無法得到好的教育,如果房價依舊像天文數字那么高、不到一半的初次購房者連價格處于中位數的房子都買不起,或者移民政策使得想留下來的高技能移民很難留下——那么硅谷和美國經濟的地位就將受到威脅。同樣令人擔憂的,還有硅谷收入最高者和收入最低者之間越來越大的收入差距、中低技能工作長年不變的薪資水平,還有就是,在硅谷,具有同等受教育水平男性和女性相比,男性總是比女性掙得多,而且情況一直如此。另外,根據硅谷合資企業協會的報告,在今天的硅谷,掙得最少的少數族群比掙得最多的群體少掙 70%。帶著對喬治·奧威爾的歉意,赤裸裸的現實是,就算是在硅谷大肆吹噓的平等主義文化中,一些人也還是比其他人更加平等。

另一個威脅,是聯邦政府對基礎研究的支持還在持續下降。對于企業開發產品來說,風投資本是很重要的,但聯邦政府也依然在資助著美國很大一部分基礎研究。硅谷對這些基礎研究的依靠程度是很高的——《沒有基礎研究,就沒有 iPhone(No Basic Research, No iPhone)》是我看到的一份說美國研發現狀的最新報告的標題,我很喜歡這個標題。今天,在經合組織各國總的研發投入中,美國的支出排在了第 10 位,它衡量的是研發投入占 GDP 的比重——美國的這個數字在2.5% 到 3%之間。這比 10 年前下降了 13%。而無論在絕對值上還是在 GDP 中所占的比重上,中國在接下來的 10 年里在研發上的投入預計都將超過美國。

全世界的人都想復制一個硅谷,但沒有人成功。

也沒有人能成功,因為沒有哪個地方——包括今天、2015 年的硅谷自己——能再造一個融合了學術研究、科技、反文化理想和加利福尼亞式的淘金熱的環境,這樣的環境吸引了一批特別能容忍風險、又真的沒什么好失去的人。而隨著時間的流逝,一些企業家只想掙錢,而還有一些人在有意地努力“回饋”硅谷,這才讓這種文化變成了永恒。

打造另一個硅谷的努力可能注定會失敗,但對于其他地方的區域規劃者來說,這也未嘗是一個壞消息。高科技經濟并不是零和游戲。21 世紀的全球化科技經濟規模足夠大、也足夠復雜,在未來的 10 年里,會有許多其他地方相繼崛起——如果面臨的威脅得到認真對待的話,其中也會包括硅谷。


翻譯 ? is譯社 葛仲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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